在此之前，雅利安人信奉婆羅門教。婆羅門教是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時從中亞帶來的一種原始宗教。據現代學者考證，婆羅門教經典《吠陀》和伊郎地區的古代經典《阿維斯達》出於同一本源，甚至兩部經典的語言也有許多明顯的相似之處。我們知道，在世界曆史上，原始社會末期是一個社會成員等級化的時代，氏族貴族在社會生活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這時候，人們知識水平低下，神權信仰盛行。因之，擁有神事知識的祭司階層和世俗的氏族貴族自然成了社會上兩個最受尊敬的特權階層。但相比於氏族貴族，祭司的地位更高。婆羅門教就是在維護祭司階層利益的原則下產生並得以延續下來的。《吠陀》經典明文規定，婆羅門的地位在刹帝利（世俗貴族）之上，說婆羅門是神用口創造出來的，而刹帝利隻是神用自己的臂膀創造的。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國家的力量越來越大。相應的，刹帝利在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也越來越高。他們不再滿足屈居於婆羅門等級之下，決意改變社會結構。意識形態裏的百家爭鳴就是在這種政治氣候下產生的。這一時期的各思想流派，在佛經裏稱作“外道異學”，即現代語言中的“異端學說”。僅佛教文獻裏就提到過“六大師”、“六十二見”、“九十六外道”。這些都是當時的學派創始人或各種學派的主張。其情景很象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盡管師從不同，主張各異，但當時印度這些“外道異學”所攻擊的目標卻是一致的，即否定婆羅門教的教條和婆羅門等級的獨尊地位。
但是，在印度曆史上，這種比較民主的政治製度和比較自由的學術氣氛沒能維持多久，隨著孔雀帝國的形成，也就不複存在了。
孔雀王朝建立於公元前324年，即馬其頓國王亞曆山大從印度退兵的第二年。半個世紀以後，第三代國王阿育王奉行擴張政策，東征西討，短短的時間內，就把整個的印度全歸入他的版圖範圍。
在古代世界史上，我們還可看到這樣一種帶普遍性現象：民主製度總是跟小國寡民式的國家聯在一起，一旦國家的版圖擴大，形成王國或帝國，那麼原先的民主製度勢必讓位給君主專製政體。古代西亞、埃及是這樣，古代的印度也是這樣。阿育王統一全印度後，就開始著手建立起他的中央集權製的專製主義統治。首先，他把全國的軍事、財政、司法、行政等方麵的大權統統收歸到自己的手裏，並開始將自己神化，自稱為“諸神的寵幸者”。幾十後編纂的《摩奴法典》甚至稱國王就是“帶有人之外形的偉大的神”。①(①《摩奴法典》，VⅡ，8。)說國王“象太陽一樣，眼睛和心燃燒著，地上的任何人都不能看他”。②(②《摩奴法典》，VⅡ，6。)這樣，一下子把國王抬到了神的位置，從而為專製主義政治找到了意識形態方麵的根據。其次，為了鞏固自己的專製統治，阿育王設立了龐大的官僚機構。中央有名目繁多的部門和臣僚。地方設省，由總督治理。各級行政官員直接為國王效命，其任免升降之事也由國王一人裁定。其三，雖然阿育王在一道詔文中說：“各教派都有一種或別種理由應受崇敬。照這樣做，一個人就把它自己的教派抬高，同時對別人的宗教也有貢獻。”③(③轉引自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的發現》，世界知識出版社1956年版，第157頁。)但事實上，阿育王卻格外偏愛佛教。傳說在他統治時期，在首都華氏城舉行過佛教的第三次結集。他不僅自己信奉佛教，而且還頒發詔文，將佛教徒派往斯裏蘭卡和緬甸等地傳法。
印度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篤信宗教的民族。據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的說法，印度人之所以信奉佛教，是跟印度的地理環境相關的。佛教主“靜”，提倡禪坐，很適合印度人的生理需求。具體說即是，印度氣候炎熱，人們運動過多，則就會出汗多，呼吸困難，影響身體的健康，所以他們就皈依佛門，靜坐養性。不能說孟德斯鳩的這種說法沒有幾分道理。但是如果僅從地理環境這一個方麵去理解佛教長期存在的原因，又未免過於片麵了。文化的產生與演變離不開地理因素，尤其在遠古時代更是這樣，但是在文明社會，文化的產生與演變的原因是極為複雜的和綜合性的。它既受著傳統的影響，又受著同時代其他人文因素的製約。我們認為，佛教在孔雀王朝的大發展，一個極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統治者的有意提倡，因為佛教的教義中本身就包含有許多為君主專製主義政治所能利用的東西。
印度古代社會的特點，大致可概括為三個方麵，一為宗教信仰，二為種姓製度，三為村社製度。這三個方麵的特點在印度曆史上延續了很長時間。村社製度雖在幾百年前由於資本主義文明的傳入而瓦解，但宗教信仰和種姓製度至今還很盛行。雖然本世紀五十年代，政府明文規定廢除種姓製度，但這一製度所形成的等級觀念並未在人們頭腦中清除。
由於上述三方麵的社會特點，以致印度人很少曆史感，對社會發展問題漠不關心。在他們那裏，時間觀念是極其淡薄的。他們所關心的是時間的永恒性和超然性，對現實社會的發展沒有興趣。正因為這樣，印度人喜歡的是神界或冥界的事情，而不喜歡人類本身的事情。他們很少談論曆史或記載曆史，即便有那麼幾本曆史學著作，也摻雜著大量的神話和傳說的成分。用日本學者中村元的話說：“他們忽視精確的數字，無視事情的來龍去脈，無視有關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等其他一些枯燥無味的細節。”①(①中村元：《東方民族的思維方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頁。)而且，由於村社製度和種姓製度的廣泛存在，人們關心的是他們自己生活的小圈子，或家庭，或村社，對於國家事務卻很少關心。隻要村社不受侵害，隻要自己的家庭能夠勉強維持生計，他們就心滿意足了。至於國家利益、民族尊嚴、上層社會的權力之爭，那是與他們無關的。人們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在自己的村社裏，停留於自己的等級觀念裏，無所企望，無所作為地苟延時日。而古代印度三千餘年的文明史也就是在這種無所進取的狀態中延續下來的。確切說，在這裏，隻有自然時間的流逝，而沒有曆史時間的發展。所以馬克思說：“從遙遠的古代直到十九世紀最初十年，無論印度的政治變化多麼大，可是它的社會狀況卻始終沒有改變。”②(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5頁。)又說：“農村公社的孤立狀態在印度造成了道路的缺少，而道路的缺少又使公社的孤立狀態長久存在下去。在這種情況下，公社就一直處在那種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同其他公社幾乎沒有來往，沒有希望社會進步的意向，沒有推動社會進步的行動”。③(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72頁。)
可以想見，如果沒有外來文明的衝擊。古代印度文明一定還會長期地這樣延續下去，因為其文明本身就缺乏發展與進步的可能性因素。那種認為沒有西方資本主義的侵入，東方世界也會遲早進入資本主義時代的觀點，是沒有理論根據的，至少與印度的曆史事實不合。
印度盛產香料、象牙、珍珠，自古以來就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是一個天堂般的世界。當年哥倫布等人航海，其動機就是要到東方來掠奪財富。哥倫布等人萬萬沒有想到，他們的這一發財夢竟然開創了世界曆史的新紀元，同時把東方各民族納入了後來資本主義的發展軌道上。動機的惡帶來了結果的善。
十五世紀末，葡萄牙人達·伽馬率船隊抵達印度西海岸，發現了由西方直達印度的海上通道，由此敲開了出入印度經商的海上大門。接著西方各國的商人紛紛來到印度，進行掠奪性的貿易。經過幾番海上爭奪，英國人陸續擊敗競爭對手，最後使印度淪為它的殖民地。在東方這片古老的土地上，英國人建起了教堂，辦起了學校，架設了鐵路，開辦了工廠，完全按照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套治理印度。這是一種新的文明的傳入。它頓時使這片沉睡了數千年的大地蘇醒過來，同時亦將古老而僵化的文明送進了墳墓。這在古老的印度是一次曆史性的巨變，用馬克思的話說：“在亞洲造成了一場最大的、老實說也是亞洲曆來僅有的一次社會革命。”①(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7頁，)
英國人的入侵和經濟上的掠奪，目的是卑劣的、手段是殘忍的，資本的每一毛孔都滲透著印度人民的血和淚。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從純粹的人的感情上來說，親眼看到這無數勤勞的宗法製的和平的社會組織崩潰、瓦解、被投入苦海，親眼看到它們的成員既喪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喪失祖傳的謀生手段，是會感到悲傷的。”②(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7頁。)但是，曆史的辯證法常常告許人們，文明之花需要血水來澆灌，任何新的曆史進步必須以舊傳統的死亡為代價。如果從情感的層麵上，怨歎昔日夢鄉的破滅，那是永遠也不會有所進步的。印度的曆史就正是這樣。
也就是說，印度本土文明的陳腐老朽同外來的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勃勃生氣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這種反差，不是文化類型上的差別，而是先進與落後的差別。這就決定了印度的近代命運必然是悲劇性的，必然被動地卷入資本主義的文明體係之中，也必然以巨大的犧牲為代價。對此，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既然在一個國家裏，不僅存在著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對立，而且存在著部落與部落、種姓與種姓的對立；既然一個社會完全建立在它的所有成員普遍的互相排斥和與生俱來的互相隔離所造成的均勢上麵，——這樣的一個國家，這樣的一個社會，難道不是注定要做侵略者的戰利品嗎？”①(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9頁。)在馬克思看來，印度本來就逃不掉被征服的命運，而且它的全部曆史，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曆史。所以，人們沒有必要為它的被征服而過分傷感，有必要的隻是看看誰的征服或哪一種方式的征服對印度更有利。因而馬克思又說：“問題並不在於英國是否有權利來征服印度，而在於印度被不列顛人征服是否要比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國人征服好些。”②(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9～7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