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另一有利於君主專製主義的主張是“兼愛”。他說：“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害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①(①《墨子·兼愛中》。)從倫理價值上說，墨子的“兼愛”理當無可非議。人相兼愛，則社會和諧，而這正是千百年來人類所執意追求的。但是，墨子的“兼愛”學說卻是直接為統治者服務的。他認為人們一旦有了“兼愛”的品德，就不至於反叛君主了，就不會有以下犯上的叛逆行為。這就是他所說的：“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不慈者乎？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誰賊？故盜賊無有，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之家若其家，誰亂？視人之國若其國，誰攻？若使天下兼相愛，則天下治。”②(②《墨子·兼愛上》。)
陰陽家談論天道的多，議論人事的少，從表麵上看，似乎與君主專製主義不甚密切。但實際上，陰陽家的理論於中國古代專製主義政體的確立和延續，其貢獻一點也不比儒、墨、道遜色。曆代統治者所宣揚的君權神授論，其理論依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陰陽家所提供的。陰陽家講五德始終，辨陰陽二氣，並用之於解釋自然和解釋社會，尤其為王朝政治服務。它的創始人鄒衍的著述均已散失，但卻在其他文獻裏零散地保存了一些下來，對後世統治者影響很大。司馬遷《史記·封禪書》中就有記載：“自齊威、宣王之時，鄒子之徒，論著始終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鄒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
正由於諸子百家的理論準備，最後致以秦王嬴政終於建立起名付其實的中央集權製的政治體製。秦王政統一六國後，認為自己德高三皇，功過五帝，於是改“王”的稱號為“皇帝”，自稱“朕”。並改“命”為“製”，改“令”為“詔”，改“印”為“璽”。皇帝之下設三公九卿，作為中央高級行政官吏，地方上廢封國建藩製，推行郡縣製，並統一法律、文字、度量衡和貨幣。為了加強文化控製，焚毀古經，坑殺儒生。
然而，秦王朝曇花一現，短短的十幾年後就被推翻。以往，對於秦王朝短命原因的分析，人們的視野往往放在秦王朝與廣大農民的矛盾與鬥爭上麵，似乎是農民起義的一把大火毀掉了秦王朝。顯然，這種看法隻是表層的，沒有深入到問題的實質。事實上，秦王朝當時所麵臨的危機主要的並不是農民的反抗，而是一種思想文化上的危機。這是因為：第一，秦王朝建立起專製主義政治，完全采納法家的治國方案，隻有硬的一麵，沒有軟的一麵，從而使國家的意識形態隻有剛性，沒有韌性。第二，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雖然為秦王朝的專製製度提供了理論基礎，但秦王朝的統治者並未能很好地付諸政治實踐，直接導致了其專製主義統治的理論不足。第三，秦王朝雖然滅了六國，但六國舊貴族的勢力尚在。這些舊貴族雖然不能說屬於民主政治的力量，但對專製主義政權卻構成了威脅。呂不韋網羅門客編纂《呂氏春秋》，實則就是試圖用一套分權的理論以對抗秦王政集權的政府。也就是說，秦王朝從形式上建立起了中央集權製，卻沒有一套相應的理論配合。在理論準備不足的情況下，秦王朝為了鞏固其專製統治，不得不實行極殘酷的血腥統治，於是才有焚書坑儒這樣的事件發生。
相比於秦王朝的統治者，漢初的幾位皇帝則要聰明得多。他們吸取秦王朝的教訓，首先就在意識形態方麵進行一番綜合改造，在先秦諸子所提供的理論的基礎上，將黃老思想作為立國的指導思想，奉行老子的“無為”主張。經濟上，“與民休息”，發展生產，使百姓安居樂業；政治上，搞分封製；讓貴族們各得一方，享有一定的行政自由，緩合了貴族與中央政府的矛盾。但是，這些措施對於專製主義政府來說，隻是權宜之策，從本質上說與專製主義政治的原則是不相合的。所以，一旦漢王朝的統治穩固下來，統治者又采取了另外一些措施來加強專製主義統治。這在漢代曆史上主要表現為漢武帝的政治實踐和董仲舒“獨尊儒術”的主張。中國的專製主義政治文化也自些穩步發展下來。盡管後來有佛教的傳入、道教的產生、科舉製的產生，但萬變不離其本，其文明的主題終歸隻能是專製主義的政治文化。相應地，社會上一切政治主張、經濟政策、哲學思想、藝術形式都隻能是直接的或間接的為這一主題服務。
前文說過，相比於古代東方其他幾個文明古國，中國的文化傳統深厚得多。而這深厚的文化傳統又正是它在外域文化的衝擊下一次又一次地化險為夷的保障。文化傳播的規律決定了一種文化一旦居於領先的地位，它就既有可能拒斥外域文化，又有能力將外域文化吸收過來並被自身所同化。在幾千年的文明史上，中國文化這種拒斥和同化外域文化的能力是世界上任何一種文化都無可比擬的。早在漢代，當大一統專製主義文化剛開始正式形成之後不久，就遇到了印度佛教文化的挑戰。其結果不是中國被佛教化了，而是佛教被中國化了。一千多年後，又遇到蒙古人和滿清人兩次大的文化衝擊。其結果又是，蒙古人和滿清人非但沒有在文化上征服漢民族，相反卻被華夏民族的傳統文化所同化。滿清人是一個極富進取心的民族，但除了強令漢人留著一條長長的辮子作為滿清王朝的某種象征以外，其他方麵的文化幾乎全是漢民族的。
然而，這樣具有深厚傳統的中華民族，在近代西方文明的衝擊下，卻顯得軟弱無力。中國文明第一次遇到強大的對手，中國人也是第一次感到了文化上的危機。
幸運的是，中國畢竟有著深厚的文化傳統。它既不象古代的埃及和波斯那樣，彈指之間就滅亡於西方軍隊的鐵蹄之下，也不象近代的印度那樣，短短的時間裏就淪為西方人的殖民地。但又不得不承認，在兩種異質文化的衝突和撞擊下，中國人所受到的傷害是巨大的。這種傷害不僅僅表現為丟城失地和簽約的賠款，也不僅僅表現為戰場上的灑血捐軀，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傷害。一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標牌，至今還銘記在國人的心裏，作為振興民族和不忘國恥的愛國主義素材。
中西兩種異質文化的正麵衝突，首發於1840年的鴉片戰爭。
從十八世紀開始，英國商人便開始向中國輸入鴉片。到十九世紀初年，情況更趨嚴重。鴉片的輸入，對中國的朝野震動很大。中國向來是文明之邦，理性之邦，炎黃子孫的品性和孔顏人格不允許國人吸食鴉片。吸鴉致毒，對中國人來說，絕不隻是個人精神上和生理上備受摧殘的問題，而是對民族文化各民族情感的傷害。再者，鴉片的輸入，致以白銀外流，給清王朝的財政以巨大的威脅，動搖了專製主義統治的基礎。1838年，道光帝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查禁鴉片。次年6年，林則徐虎門銷鴉，唱也了一首令國人至今還感快慰的民族主義的讚歌。
林則徐這一英雄主義的壯舉，體現的是中國人第一次敢於從正麵和采取積極態度回應西方文明的挑戰。然而，近代中國的悲劇在於，這一正義的行為給民族換來的卻是更大的災難，拍手稱快的壯舉留下的卻是清王朝對西方文明的恐懼心理和妥協政策。對於英國堅船利炮的武裝攻擊，中國官員竟然一籌莫展，甚至用“以邪製邪”的辦法，命令地方保甲遍收民間馬桶，載於木筏之上，抵抗英人的炮火。鴉片戰爭以後的《南京條約》翻開了近代中國曆史羞辱的一頁。
鴉片戰爭的失敗，使清王朝“天朝上國”的聲威掃地，也使中國人“神明華胄”的榮光頓時暗淡下來。盡管不少的守舊分子依然抱著“祖宗之法”、“夷夏之辨”之類的國粹不放，但西人炮火的威脅和《南京條約》的恥辱迫使人們不得不從“天朝上國”的夢鄉裏覺醒過來，承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與中國古老的文明相比具有優越性。林則徐、魏源等人就是第一批覺醒過來的人。不過，就林則徐、魏源等人當時的認識水平，他們是不可能認識到鴉片戰爭所體現的是兩種文化的衝突與較量，中國的失敗，並不隻是意味著軍事上的失敗，而是更深層次的文化失敗。他們隻是從器物上感到不足，主張“師夷之長技以製夷“，從物質技術的層麵上接納西方文明。將林、魏的主張付諸實踐的是洋務派。洋務派從傳統的“道體器用”觀出發，提出一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文化模式，主張以中國之道，用西方之器。所以他們接納西學，舉辦洋務，主要是引進西方的軍事裝備和機器生產。
洋務派及其洋務運動於中國近代曆史的發展功不可沒，它使中國在現代化的艱難曆程上邁開了艱難的第一步。同時又必須承認，洋務派雖然主張接納西學，比起那些頑固的守舊派來，思想要進步得多，但是，他們骨子裏仍然充滿著舊時代的滯氣。對他們來說，興辦洋務是為了富國強兵，而富國強兵的目的，一是確保專製主義王朝的安穩，二是確保孔孟之學香火不絕。也就是說，是試圖借用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甲胄保護行將就木的傳統專製主義文化的軀體。實際上，當時中國的問題絕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文化主張所能解決的。而且，文化傳播的規律也決定了各民族文化之間的交往絕非“體”與“用”的關係。“用”之於“體”，則“體”必變。其結果，勢必是舊“體”的死亡和新“體”的降生。另一方麵，“體”之尚存，則“用”不能，其結果又勢必是“用”之不當和失去“用”的意義。二十幾年的洋務運動，國亦未富，兵亦未強，海防經費被慈禧太後挪用修建頤和園，北洋水師隻是李鴻章手裏的一張王牌，以此來確保自己在清王朝中的政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