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的甲午海戰，中國軍隊又一次吃了大敗仗。《馬關條約》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恥辱一點也不比《南京條約》少。尤其不可容忍的是，戰爭的敵方不是高鼻子、藍眼睛和身材高大的西方人，而是身材矮小的日本人。
日本島國千餘年來一直是中國的學生，從政治製度到意識形態，很多都是從中國移植過去的。當中國第一次遭受英國人大炮轟擊的時候，日本甚至比中國還落後許多。然而，竟然在短短的二三十年裏，日本發生了地覆天翻的變化，從中國的學生發展到中國的對手，最後竟成為中日甲午海戰的戰勝國，迫使千餘年來的先生受盡侮辱，割地賠款。
甲午海戰的結局，無疑宣告洋務救國之夢的破滅。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開始認識到，要拯救中國，絕對不是技術層麵上的問題，必須從政治製度方麵動些手術。同時也認識到，不僅要開眼看西方，而且要開眼看日本。日本的突起，不正是因為二十幾年前的明治維新在政治製度和經濟體製等方麵所進行的一係列變革嗎？因而，中國的問題不是要學的問題，而是要變。不變而學，隻能學其皮毛；變而再學，才可學其根本。
康有為、梁啟超二人就是這些進步的知識分子的集中代表。他們認為，要真正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就必須衝破“中體西用”樊籬，取法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製度。由此，他們主張中西揉合，新舊並舉。具體說就是，采西人之意，行中國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國之意。這是一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新的文化模式。在政治上，康、梁主張變君主專製為君主立憲，經濟上主張發展資本主義。從這兩點帶根本性質的主張可以看出，康、梁的中西揉合，實際上是有所偏重的，即偏重於用西方的文明改造中國的文明。其所以打出折中的旗號，一是為了防範守舊派的攻擊，二是照顧國人的民族情感。如果從旗號上把西方文明放在中國文明之上，無疑對迷戀於“天朝上國”的人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心理刺激和精神傷害，也是這些人斷斷不能答應的。所以康、梁為行新法，不得不請出孔夫子這位聖賢，托古改製。
中國的康、梁變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是同一性質的政治事件。但是，兩個變法，兩種結果。明治維新把一個弱小的日本推上世界級的富強國家之列，而康、梁變法卻歸於失敗，留下的是“戊戌六君子”的斑斑血跡和現代中國人為之的深長歎息。從曆史學的原理看，康、梁變法的失敗，很難說是曆史的必然還是曆史的偶然。曆史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某一曆史事件的結局如何往往取決於當時多方麵的曆史條件。但是，曆史發展的規律並非是前定的，曆史環節的細小變化往往可以改變曆史的發展進程。如果不是因為有慈禧太後和因之而形成的帝黨與後黨之爭，很難說戊戌維新就一定會落個失敗的結局。又如，在變法最緊要的關頭，假若不是袁世凱背棄諾言，告密出賣維新派，也很難說變法就一定不會成功。曆史是可以假設的。但人們在回顧曆史與思考曆史的時候卻常常不願意去假設。存在並非全都合理，合理的東西也不一定就能存在。之所以這樣，才有現實性與可能性這一對矛盾範疇。如果可能性不存在，現實性也就失去了意義。尤其在社會曆史領域，可能性的空間遠遠大於現實性的空間。倘若排斥了曆史的可能性，那麼曆史研究也就成為多餘的事情。既然一切都是必然的，理該如此的，那還有什麼必要去尋找曆史中的因果關係呢？
然而，不管怎麼說，康、梁變法畢竟是失敗了，以血的代價作了一次用資本主義文明改造中國的嚐試。
如果說十九世紀末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是一批來自傳統文化堡壘裏的新舊參半的士大夫的話，那麼，二十世紀初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則是受過西方資本主義文明薰陶的新型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既反對“中體西用”和“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理論模式，又反對“托古改製”這一舊瓶裝新酒的古老形式。他們不要孔孟之學，不要祖宗之法，而是公開地用“歐洲思潮”來改造中國社會，把美國獨立與法國大革命視為楷模，以西方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論、社會進化論作為思想武器。不用說，孫中山等人的視野比前人要開闊得多，身上的傳統文化的包袱也輕得多。因而，在他們的努力下，終於推翻了清廷，結束了中國曆史上幾千年的封建王朝政治。
孫中山用血與火的方式進行革命，但在改造中國時卻顯得溫文爾雅，一身書生氣。他試圖在短時期內解決當時中國所麵臨的一切社會問題，幻想“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他以建設資產階級共和國為目標，又企望避免資本主義社會所固有的弊端。這種不切實際的甚而又互相矛盾的想法直接導致了他的三民主義的提出。民族主義旨在排斥滿清皇室，民主主義旨在推翻君主專製政體，民生主義為平均地權。可以看出，三民主義的三項內容並非配套。平均地權直接地與資產階級革命的目標不合。資本主義所要求的就是發展私人資本，允許不平等的存在。如果以平均的原則處理社會財產，那麼就勢必會建立起一種具有超經濟功能的上層建築。而這種超經濟功能的上層建築在專製主義傳統深重的中國，隻能是舊式的專製王朝，而不可能是新式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政府。三民主義的政治主張充分地表明了孫中山一代革命家盡管信仰歐美的民主政治，但事實上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內部結構並不十分了解，也表明了他們的思想之根仍然紮在中國舊文化的土壤裏。
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結束了舊式的封建王朝，卻沒法保障新的封建王朝不會再出現。隻要專製主義政治文化的土壤還在，就難以避免在這一土壤裏生長出各種各樣的專製主義政體的毒牙出來。袁世凱作了總統尚不滿足，最後還是演了個龍袍加身的醜劇；清王朝的遺老遺少在辛亥革命的炮火轟擊後氣息奄奄，但在張勳“辮子軍”的支持下，卻搞了個“丁巳複辟”的鬧劇。
為什麼中國的專製主義文化具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怎樣才能徹底清除專製主義的文化土壤？這是“五四”時期一代知識分子思考中國前途問題的主題。他們終於發現，中國問題的根源在於國民素質低劣，他們稱之為“國民的劣根性”。一方麵，幾千年的專製主義文化造成了國民的奴性人格，另一主麵，國民的奴性人格又致以專製主義政治得以長期延續，僵而不死。國民素質得不到提高，即便建立起了形式上的民主政治，那麼新的政體也會在傳統文化的積澱層裏變為“逾淮之枳”。所以，救國必先救人，救人必先啟蒙。所謂“啟蒙”，也就是把國民從傳統的專製主義的精神牢籠裏解放出來，醫治其心理層麵上的劣根性，使臣民意識轉為公民意識。“五四”的先軀們就是在這樣的一種認識下呐喊的、鬥爭的。他們需要的不僅是技術層麵上的引進，也不僅是某種政治體製的移植，而是深層次的文化更新。隻有文化的更新，才可能使技術的引進和政體的變革具有真正的意義。
“五四”的精神是偉大的，但這一新文化的花朵並沒有結出令人十分滿意的果實。這裏的原因是多方麵的。第一，“五四”先驅們所提倡的新文化主要是資本主義文化。而這時候，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日子很不好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將西方文明推到了幾達毀滅的邊緣。施賓格勒一本《西方的沒落》似乎為西方世界唱出了挽歌。連西方人自己對他們的文明都開始抱有不信任的情緒，可想而知，西方文明對東方人的感召力不能不受到極大的負麵影響。特別是那些文化保守分子，抓住西方文明的消極麵，作為功擊新文化運動的炮彈。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方各國更加緊了對中國的瓜分，並各自在中國扶持勢力，從而導致中華大地軍閥割據的局麵。而這對於新文化運動是極為不利的。一是更激發了國人對西方文明的敵視情緒，二是由於軍閥割據和列強勢力的深入，民族矛盾以及由之而形成的國人的救亡意識明顯地蓋過了文化革新的要求。第三，與新文化運動同時出現的是西方的社會主義學說引入中國。社會主義學說是勞動人民謀求解放的思想武器，在中國這一小農經濟占絕對優勢的國度裏，比資本主義文化更有群眾基礎。文化更新，反抗專製主義，於當時中國隻能在知識分子這一群體中激起熱情，並獲得認同。而廣大勞苦大眾關心的是直接的物質利益和生存問題，即廢除私有製，平分土地，人人都有飯吃，人人都有衣穿，不再有老板、東家和富豪。
由於“五四”新文化運動隻是一項未竟的事業，所以時過六十年後，中國又掀起了一場規模不小的文化討論熱潮。廣大的知識分子，如同當年“五四”先驅們那樣，在思索、在尋找中國現代化的出路。“五四”時期的各種文化觀點幾乎毫無變動地重現思想文化界。而且，人們還發現，相比於六十年前的“五四”時期，中國與西方的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擴大。照道理，先進國家的經濟發展由於其起步較早和發展水平較高，其速度應該是緩慢的，後起的國家由於起步晚和發展水平較低並且有先進國家的技術水平為基礎，應該是快速的。但現實情況卻正好相反。中國雖然自七十年代末，就提倡全力發展經濟，搞改革開放，但現代化的步履總是那樣的艱難。於此，人們又不能不感受到，相對於東方其他古老文明，從民族主權的角度看，中國的命運要好得多，但是它所付出的代價同樣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