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大夫又讓自己的兄弟建立各自的父權製家庭。這種家庭的家長就是士。士以下，是各地宗子比較疏遠的宗族成員，即一般的庶民。
周代統治者建立如此繁雜的宗法製，其目的是確保政權與族權的合一，即《國語·楚語上》所說的“明等級以導之禮”。在古代社會，君主僅憑著自己的威望和軍隊是不可能統治好一個國家的，尤其不好對付王室其他成員對自已王位的威脅。因之，“君主”、“天下共主”之類的稱呼對諸候們來說，並不具有威懾力。但如果將政權與族權合為一體，將王權崇拜與祖先崇拜合為一體，那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天下共主”可以反對，也可以人人做，但祖宗卻是不能反對的，嫡長子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的。處在“別子”的位置上，就是天定的該做臣屬，並對“大宗”的君主效忠。《詩經》中的所謂“大宗維翰”和“宗子維城”就是這層意思。又由於大宗直接傳承祖先的事業，代表著全天下的最高利益和最高權力，所以“尊祖”也就必須“敬宗”，即必須結合在大宗的周圍，對其盡相應的義務。
古代中國人家崇拜的第三項內容為孝悌倫理。
孝悌倫理直接由祖先崇拜和宗法製度發展而來。“孝”是晚輩尊敬同族長輩所應遵循的道德規範，“悌”是同輩中年幼者對年長者所應遵循的行為準則。孝與悌相比較，又以孝為根本。盡管古人很少作過這樣的比較，但實際上，悌隻是由孝衍生出來的。先有父子，而後才有兄弟。況且，就孝與悌的社會功能來說，孝也遠遠在悌之上。悌由兄弟而及朋友，孝則由父子而及君臣。朋友曰信，君臣曰忠。因而，曆代統治者和士大夫們講孝悌，重點總是放在一個“孝”字上。
先秦諸子講孝悌，以儒、墨兩家為最多。墨家崇尚“兼愛”精神，孝悌則為“兼愛”的內容之一。《墨子·兼愛下》說：“為人君必惠，為人臣必忠，為人父必慈，為人子必孝，為人兄必友，為人弟必悌。”又說：“人君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大害也。”這裏，墨子事實上提出了極似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
儒家對孝悌的闡發，比墨家多，也更為深刻。它不僅從人際關係方麵強調孝悌的重要性，並給予了本體論的解釋，認為孝為“德之本”、“德之始”、“天下之大經”。在孔子看來，仁是君子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而孝又是仁的根本，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者也，其為仁之本歟？”①(①〈論語·學而》。)孟子也說：“仁之實，事親是也。”②(②《孟子·離婁上》。)又說：“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③(③《孟子·告子下》。)《禮記》說得更為明確：“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④(④《禮記·中庸》。)
為什麼孝悌（特別是孝）在儒家學說裏占如此高的地位呢？孔子的一段話道出了其中的奧妙：“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⑤(⑤《論語·學而》。)這樣，孝悌就不僅僅是墨子的“兼愛”之義了，也不僅僅體現為一個人的道德修為，而是緊聯著專製主義政治。正是在這一層意義上，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命題。
也就是說，儒家雖然視孝道為天下之大經，為仁之根本，但其歸結點卻不在孝，而在一個“忠”字上。孝隻是忠的前提和手段，忠才是真正的目的。因為按照“尊尊”、“親親”和“尊祖”、“敬宗”的原則，人們隻要盡到了孝道，也就盡到了忠心。如此看來，孔子的“君君、臣臣”和“父父、子子”並不等值，“父父、子子”是為“君君、臣臣”服務的。而且，儒家也象墨家一樣，認為父與子應該處於相互親善的關係中，即“父慈子孝”。但是，曆代儒生在闡發父子倫理時，總是把重點放在“子孝”上麵。父可以不慈，但子不能不孝。最典型的例子，是孟子對舜及其父瞽叟關係的辨解。《孟子·萬章上》：“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叟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掩之。”意思是說，舜的父親瞽叟叫他去修理穀倉，卻拿走梯子，然後放火燒穀倉，企圖把舜燒死在裏麵。舜機智地逃脫了。瞽叟一計不成，又生一計，帶著舜去打井。可自己一出井口，便馬上用泥土封死井口，想把兒子活活埋在井裏。對於這件事，司馬遷更有詳細的記載：
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解。
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曆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舜父瞽叟頑，母器，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常在側。
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嶽成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溈訥，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舜耕曆山，曆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
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為築倉廩，予牛羊。瞽叟尚複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為已死。
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
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舜複事瞽叟愛弟彌謹。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①(①《史記·五帝本紀》。)
瞽叟貪婪無度，毫無父子之情，幾次想謀害自己的親生兒子，且手段惡劣卑鄙。對於這樣的父親，舜完全可以敬而遠之，沒有再盡孝道的必要。然而儒家為了強調孝道，把舜抬為至孝的楷模，說舜非但不記恨瞽叟，反而盡孝如一，就象種種不愉快的事沒有發生一樣。對於這種違背情理的父子關係，孟子的解釋是：“父母之不愛我，於我何哉？”②(②《孟子·萬章上》)即是說，為人之子，隻要全心全意地盡到做兒子的本分就行了，至於父母愛我還是恨我，甚或害我，那與我是沒有關係的，我又何必記恨在心呢？
顯然，孟子的解釋隻是為了維護絕對化孝道的詭辯。然而在中國曆史上，這樣詭辯化的倫理學說流行了千百年之久，很少有人認為有什麼不妥。不管父親是慈也好，不慈也好，也不管父親對自己是善也好，惡也好，做兒子的隻有一個義務，即必盡孝道。相應地，在一個家庭裏，父親與兒子的關係，也就成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隻要作為父親的身分，無論他的意見是對的，還是錯的，對兒子來說都是最高的權威，也必須絕對地服從。
儒家極力為做父親的辯護，而把做兒子的降到人格的最低點，根本原因是在儒家的學說裏，父子關係與君臣關係同理。君為父，臣為子。孟子就曾說過：“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③(③《孟子·離婁上》。)雖然他也還說過：“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④(④《孟子·離婁上》)但是在孟子看來，君與臣的關係，如同父與子的關係，同樣不是互盡義務的問題。君主是否仁，隻是君主的修為問題和國家的存亡問題，並不影響君臣之間服從與被服從的關係。君仁，臣要服從；君不仁，臣也要服從。如果因為君的不仁，臣屬就可以起來造反，那就亂了綱紀，是萬萬使不得的。在君不仁的情況下，臣更應該盡臣道，勸諫君主改邪歸仁，而不能夠對君主存有二心。
以上所述是中國家崇拜的文化內涵以及產生並得以長期延續的原因。但是，從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上，我們還可發現，在家與國的關係問題上存在著另一個發人深思的現象。統治階級奉行家崇拜，小民百姓把家庭看得十分重要，但事實上，中國人的家庭最沒有社會地位。在專製君主這位大家長的統治下，一切都是為了“江山社稷”這個“大家”，而小民百姓的“小家”並不重要。“小家”是絕對地為“大家”服務的，並在其為“大家”服務的過程中失去了自身。專製君主不僅時時刻刻侵奪著“小家”的利益，而且總是把“大家”的價值置於“小家”之上。這樣，在中國社會，從一方麵說家重於國，從另一方麵說則國重於家，二者通過“尊尊”與“親親”這一理論媒介的巧妙撮合，構成中國專製主義政治最為成功的地方。
二、作為東方社會基本單位的村社
作為生物學意義上的人類，相對於其他動物，在生存能力方麵並不占優勢。它既無厚層的皮毛，無以抵禦嚴寒和酷暑，又無利爪和堅角，無以抵禦其他動物的傷害。如果不是因為群體的力量和智慧，很難想象人類能夠生存下來。
原始人的群體由於婚姻關係的變化，經過了血緣家族、母係氏族、父係氏族幾個階段。盡管在這幾個階段裏，原始人的社會組織在不斷的擴大，人與人的交往也在不斷地增多，但社會的基本單位卻隻能保持在相對穩定的人口數範圍內。也就是說，原始人群體的人數既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一般在二十至五十人之間。因為這樣的人口數，既可保證群體不輕易受到其他動物的傷害，又不至於因人口太多而無法解決食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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