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社的管理方麵，村長雖對國家負責，但卻在公社內部由選舉產生。據科瓦列夫斯基的研究，“《耶遮尼雅瓦勒基雅法典》和《那羅陀法典》都證實由公社自己任命公社長（首領），兩部法典都勸告人們選舉通曉自己的職責、大公無私、清廉自守的人擔任公社長，都規定公社成員絕對服從這樣選舉出來的人員的決定。”②(②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製，其解體的原因、進程和結果》，轉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51頁)村長總管公社的事務，調解居民糾紛，行使警察權力，執行公社內的收稅職責。除村長以外，另設一些管理日常事務的人員。如上麵提到的邊界守護員、搜集公社成員過失和犯罪現象的情報員、保護莊稼和計算收成的書記人員、負責教育和主持宗教儀式的婆羅門，等等。村長以上，設有十村長、二十村長、百村長、千村長。千村長直屬國王。公社內，事無巨細，由村長一人裁決。不能裁決的，再逐級上報。
在經濟生活方麵，絕大部分農村公社以農業為主，兼營手工業。這種農業和手工業的結合，既體現在全公社的範圍內，又反映在各個小家庭裏麵。公社居民大部分時間從事農業生產，農閑時，才從事手工業，主要是紡織業。此外，公社內有專門職業的手工業者，如鐵匠、陶工、木工、理發師、泥瓦匠等等，他們基本上能夠滿足公社內部最簡單的生產生活所需。
在馬克思看來，正是農村公社的這種孤立性和自足性，造就了印度社會的專製主義政治文化和曆史發展的緩慢。
首先，馬克思認為，印度這種“半野蠻半文明”的公社盡管帶有詩情畫意的田園風味，但卻“始終是東方專製製度的基礎”。因為它“使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範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偉大和任何曆史首創精神”。①(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7頁。)而且，公社的自足性，也就是“不開化的人的利已性”。所以，馬克思又說：“從很古的時候起，這個國家的居民就在這種簡單的自治製的管理形式下生活著。村社的邊界很少變動。雖然村社本身有時候受到戰爭、饑荒和疫病的嚴重損害，甚至變得一片荒涼，可是同一個村社的名字、同一條邊界、同一種利益甚至同一個家族卻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地保持下來。居民對各個王國的崩潰和分裂毫不關心；隻要他們的村社完整無損，他們並不在乎村社受哪一個國王或君主統治。因為他們內部的經濟生活是仍舊沒有改變的。”②(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6頁。)也就是說，村社農民所關心的隻是自己的家庭利益，對於國家政治和民族安危概不關心。無論何人統治，也無論采取何種方式統治，對他們來說都是無關緊要的。在他們這裏，沒有公民意識，沒有政治熱情，一切聽從君主們的擺布。
其次，馬克思認為，印度村社農業和手工業結合的自然經濟，直接後果便是道路的缺少。而道路的缺少，又使公社的孤立性狀態長久地存在下去。這是一種惡性的循環。印度幾千年的曆史就是這樣延續下來的，既“沒有希望社會進步的意向”，也“沒有推動社會進步的行動”。③(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72頁。)
其三，馬克思認為，由於公社是封閉的和自足的，沒有能力承擔大型的公共工程事業，所以，它必須依靠中央政府來直接管理這些事業。這樣，勢必無形中提高了王權的絕對地位，同時亦加強了人們對王權的依賴心理。因為，如果沒有中央政府的有關部門的幹預，人們便無法依靠自己力量來修建道路或灌溉渠道等等。
其四，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是，馬克思認為，君主既然是全國土地的最高所有者，自然也就是地位最高的統治者。相應的，村社農民在法律上沒有土地的所有權，那麼，他們的社會地位就隻能是十分低下的，從而甘受君主的專製統治，而不至於起來反抗王權。
中國古代有無農村公社？如果有，它的表現形式又是什麼？這是學術界多年來頗為棘手的問題。
按照馬克思對世界曆史的理解，“農業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會形態的最後階級，所以它同時也是向次生的形態過渡的階段，即以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向以私有製為基礎的社會的過渡。”①(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0頁。)那麼農村公社在世界曆史上（希臘、羅馬除外）便具有普遍意義，尤其在東方社會具有普遍的意義。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農業大國，不可能不存在農村公社。我的理解是：中國古代的農村公社，在先秦時代表現為以井田製為核心內容的“邑”或“裏”，井田製瓦解後，則又表現為以大家族為核心的村落。
關於井田製的記載，最早較為完整的是《孟子》中的一段話：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民之為道己，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苛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夏後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肋，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
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其在為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雲：‘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後滕文公又使畢戰問井田之事，孟子又作了進一步說明：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汗吏必慢於經界。經界既正，分田製祿可坐而定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死徙不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裏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①(①《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之後，《周禮》、《穀梁傳》、《韓詩外傳》、《漢書》、《公羊傳》等書對井田製都作過詳細的描述。
本世紀二十年代，以胡適發其端緒，在中國學術界掀起了一個否定井田製的小熱潮。胡適說：“井田的均產製乃是戰國時代的烏托邦。戰國以前從來沒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製。孟子隻能說‘諸侯惡其害己也，而去其籍’，這是烏托邦。”②(②胡適：《井田辨》，見《胡適文存》（二）)
我認為，胡適否認井田製的根據是不足的，難以令人信服。如果不是因為古時候確乎存在井田製，《孟子》、《周禮》等書是不可能有詳細記載的。再者，胡適說戰國以前從未有人提及過井田製，也與事實不合。請看下列史料。
《周易·井卦》：“改邑不改井，無喪無得，往來井井。”
《毛公鼎》：“女母弗帥用先王乍明井。”。
《師虎》：“今餘隹帥井，先王令。”
《虢叔旅鍾》：“旅啟井，皇考威義。”
《井卦》所謂“改邑不改井”，把“邑”與“井”連在一起講。井是邑的基本組織，《周禮》有言：“四井為邑”。“無喪無得”是“改邑不改井”的結果。因為“井”不可改，故“邑”發生變動，而“井”是不變動的。幾段銅器銘文中的“井”雖為“刑”，但卻由“井”發義而來。最能說明商周時代已有井田的材料，是《說文》對“耕”字的解釋。“耕”，《說文》雲：“從來井。古者井田，故從井。”耒是商周時代農業生產主要的生產工具，“耕”從未從井，充分說明了井田製是這一時期普遍存在的土地製度。①(①參見徐中舒：《試論古代田製及其社會性質》，載《四川大學學報》1955年第2期。)
據後代古籍所載，中國曆史上至少在夏代便有了井田製。《左傳·哀公元年》：“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這裏所說的“一成”，杜注：“方十裏為成”。《周禮》亦說“方十裏為成”、“九夫為井”②(②《周禮·考工記·匠人》。)。顧炎武《日知錄》說：“古來田賦之製，實始於禹。水土既平，鹹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跡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③(③顧炎武：《日知錄·其實皆什一也》。)夏代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王朝，版圖較大，不可能沒有一套地方管理製度。而這種地方管理製度，很可能就是最早的並田製。
商代的甲骨文多有“邑”的記載。邑有大邑、小邑之分。大邑為城，小邑為村落，即井田製下的農村公社。小邑圍繞著大邑，大邑管理著小邑。請看下列甲骨材料：
丁未卜，大邑受禾。④(④《甲》3690。)
戊寅，來歲大邑受禾。①(①《鄴三下》39·5。)
弗其冊邑。②(②《鐵》213·3。)
大方伐廿邑。③(③《粹》801。)
乎從號召沚卅邑。④(④《乙》696。)
關於周代的井田製，後人記載較多。象《孟子》、《周禮》、《左傳》乃至再後的《漢書》、《鹽鐵論》等書所說的井田製，實際上都是周代的井田製。周代社會的基層組織仍稱邑。象商代一樣，也有大邑、小邑之別。大邑為諸侯、卿大夫居住的地方，小邑為農村公社，是庶民們居住和生產的場所。《尚書·洛誥》所言“王在新邑”和“今朕作大邑於茲洛”中的“邑”，顯然是大邑，即東都洛邑。這是周公東征之後在東方所興建的一座新的城市，作為周王室統治東方的政治中心和軍事基地。各諸侯和卿大夫也在自己的領地上建“邑”，其規模根據王製各有大小不同。據《左傳·隱公元年》的說法，“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製，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孔疏雲：“王城方九裏、長五百四十雉；公城方七裏，長四百二十雉；侯伯城方五裏，長三百雉；子男城方三裏，長一百八十雉。”司馬遷也說：“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⑤(⑤《史記·穰侯列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