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做買賣，總是多少要冒些風險，勞累的程度也並不一定比農民為輕，其所以經商，是因為商業的利潤高，比耕田種地收益大。我們知道，任何想發財的人，並不是為了金錢本身，而是因為有了金錢就有了榮華富貴，就可吃好的，穿好的，受人尊敬。但如果有了錢不能吃，不能穿，而且不僅不受人尊敬，反而受人鄙視，那麼金錢再多也是沒有意義的。相應地，經商的人也會越來越少。中國古代的情況就正是如此。
從以上種種分析可以看出，城市在中國曆史的發展過程中，並沒有起到象西歐中世紀城市那樣的社會作用。它非但不是傳統生產方式和社會思想的否定因素，相反地是專製王權的統治工具。在它的內部，不可能滋生出新的生產關係，更不可能產生出市民社會。也就是說，它本身並不具備埋葬舊時代和產生新時代的可能性。
我國學術界有所謂“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爭論。不過，爭論的主題不是有無“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而是萌芽子何時的問題。長期以來，除極個別學者以某種迂回的方式曾懷疑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一說之外，幾乎所有的曆史教科書（不論是大學的，還是中學的）都曆史學著作（不論是普及性的，還是研究性的）都眾口一詞，把中國古代社會後期說成是“資本主義萌芽”的曆史時期。而且幾乎所有的其他人文學科諸如文學史、哲學史、藝術史等等也是這樣，一講到古代社會後期，就把它當作“資本主義萌芽”的時期來看待，然後再用這樣一種曆史分期法去分析這一時期的諸種曆史現象和文化現象。如此，導致出這樣一種理論：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中國也會緩慢地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隻是由於西方列強的侵略，才打斷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自然進程。
從絕大多數論者的思路看，這種理論似乎也是遵循著“史論結合”的研究方法而得出來的。“史”，就是中國古代社會後期的確出現了新的經濟現象，即有雇工，有資本，有勞動力出賣的現象。“論”，就是馬克思的資本原始積累理論。因為馬克思在分析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時，其邏輯起點就是中世紀後期社會經濟關係的變革。
我認為，這種流傳了幾十年之久且為人們廣泛認可的觀點是很值得重新討論的。事實上，(1)中國古代社會後期並沒有什麼“資本主義萌芽”，古老的生產方式隻是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雖然出現過一些新的經濟現象，但它仍然屬於傳統生產方式範疇，並不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東西。(2)將馬克思關於西歐曆史的資本原始積累理論套析中國社會，也是欠妥的，馬克思本人就曾明確地說過，他的資本原始積累理論隻能限於西歐，並沒有世界曆史的普遍意義。
無可否認，馬克思在《資本論》等著作中多次談過資本的原始積累問題。在他看來，“創造資本關係的過程，隻能是勞動者和他的勞動條件的所有權分離的過程，這個過程一方麵使社會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轉化為資本，另一方麵使直接生產者轉化為雇傭工人。因此，所謂原始積累隻不過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分離的曆史過程。”①(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2~783頁。)而這一過程在西歐，是從中世紀的後期開始的。所以他又說：“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是從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中產生的。後者的解體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②(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3頁。)
但是，馬克思從來沒有把他對兩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描述當作一種世界曆史性的概括。對此，馬克思晚年在有關俄國未來道路問題上作過反複的論述。
俄國農奴製改革之後，資本主義發展很快，但同時也給俄國人民帶來了新的災難。在這種情況下，俄國革命者內部出現了理論分歧。一些自稱為“馬克思的學生”的人認為，俄國隻能走西歐所走過的道理，在摧毀村社的基礎上發展資本主義。在他們看來，馬克思在《資本論》等著作中已經為世界各民族的曆史發展設定了理論模式。而另一些人認為，俄國沒有必要走西歐的老路，無需發展資本主義，而是可能在傳統的村社製度的基礎上進入到比資本主義社會更為高級的社會。當時這兩種意見都提到馬克思的麵前，需要他作出明確的理論回答。
馬克思的回答是：資本的原始積累“這一運動的‘曆史必然性’明確地限於西歐各國。”③(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8頁。)又說：“我在關於原始積累的那一章（即第二十四章——引者）中隻不過想描繪西歐的資本主義經濟製度從封建主義經濟製度內部產生出來的途徑。……在這個地方我並沒有提出任何證據，理由很簡單，這個論斷本身隻不過是概括地總結了我過去關於資本主義的那幾章裏所作的詳細闡明。”①(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頁。)尤其是，馬克思對俄國革命者內部有人把他對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描述當作“一般曆史哲學理論”的作法，很是反感。譬如，1877年10月，《祖國紀事》雜誌發表了俄國民粹派理論家米海洛夫斯基的一篇題為《卡爾·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的文章。該文認為，俄國的未來前途，也就是遵照馬克思在《資本論》所描述的資本原始積累的方向發展。馬克思看了此文以後，馬上給《祖國紀事》雜誌寫了答辯信，指出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曆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曆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曆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後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人類最全麵的發展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②(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頁。)
馬克思認為，西歐曆史之所以其內部有發展資本主義的“曆史必然性”，根本點在於這裏“是把一種私有製形式變為另一種私有製形式”。③(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0-431頁。)而俄國，土地從來沒有成為農民的私有財產，自然不能按照西歐的模式而發展。所以他明確地指出：“俄國是應當象它的自由派經濟學家們所期望的那樣，首先摧毀農村公社以過渡到資本主義製度呢？還是與此相反，發展它所特有的曆史條件，就可以不經受資本主義製度的一切苦難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我表示讚成後一種解決辦法。”①(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頁。)
從以上文字可以看出，所謂“資本主義萌芽”，或者說“資本的原始積累”，在馬克思的經濟學理論中，隻限於西歐，而不具有世界曆史的普遍性。盡管馬克思晚年澄清人們對他的理論的錯誤理解，主要是就俄國的曆史與當時的現狀而言的，但其中的方法論意義卻是重大的。它不僅適應於俄國，也同樣適應於東方其他國家。
誠然，古代東方社會的曆史並非鐵板一塊，各民族由於其所處的曆史環境各異，在進入現代文明的途徑也大不相同。關於這一點，前文已作過說明。但有一點在古代東方卻是共同的，即在土地王有製和個人缺乏財產的最後所有權的情況下，私有製的發展始終是有限製的。它既不可能出現象中世紀西歐那樣的資本主義性質的個體經濟，又不可能產生出市民社會。再者，小農破產的現象雖時有發生，但破產後的小農卻很難轉入資本主義性質的商品經濟的軌道上來。即便有雇傭現象出現，但被雇傭的人也決不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等著作中所說的雇傭工人。
這裏，有必要弄清楚幾個概念的內涵問題。因為我們發現，以往論者其所以把中國古代社會後期當作資本主義萌芽時期，最關鍵的一點，就是概念上的混亂，或者說是對概念的理解錯誤。
第一、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區別。
誠然，既然為商品經濟，那麼任何形式下的商品經濟都有著共同的原則。不管是古代的商品經濟還是近代的商品經濟，都要遵循一定的經濟規律。但是，由於社會條件不同，商品交往的範圍及在人們生活中的地位不同，決定著各個曆史時期的商品經濟又有其各自的規律特征。在近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商品經濟在人們經濟生活中占據主導地位，價值規律是操縱全社會經濟運動的杠杆。而在古代社會則不然。那時候，社會經濟主要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商品經濟隻是作為自然經濟的補充，商品交換行為不一定受價值規律所支配。它的性質並不是資本主義的性質，而是隸屬在自然經濟的體係之中。因而，商品經濟並不一定跟資本主義有著同始終的曆史。資本主義是近幾百年才有的事情，而商品經濟的曆史則古老得多。古代希臘和羅馬有商品經濟，古代中國的先秦時代也有商品經濟。顯然，那時候的商品經濟絕對不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有的論者看不到這種區別，認為有了商品經濟就有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因而甚至出現這樣一種可笑的觀點，認為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代。
第二、類似於資本主義經濟特征的個別現象與資本主義萌芽的區別。
中國古代社會後期，在個別地方和個別手工業部門的確存在著類似於資本主義經濟的個別現象。但是這並不能說明那時候就已經有了“資本主義萌芽”，也不能說明這種個別的經濟現象就一定具有它的曆史發展的必然性，更不能說明由這種個別現象就可以自行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所謂“資本主義萌芽”這一概念，所強調的應該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出現後的生命力，而不在於是否有個別類似於資本主義經濟現象這一曆史事實。因為說某事的萌芽，隻能就其生長、發展的規律和周期性而言。意思是指某事物一經產生，就內含著繼續發展的必然性。如果沒有這種必然性，那麼就不存在萌芽的問題。比如一顆種子，它一經生根、發芽，就意味著未來有再發展的必然性。然而，我們發現，中國古代社會從來就不具備萌生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土壤，重農抑商政策、自然經濟的內部結構都不可能包含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和否定傳統生產方式的積極因素。明、清兩代所出現的類似於資本主義經濟特征的個別現象，隻能算作傳統的自然經濟在某種新的曆史條件下一種新的表現形式。從中，我們看不出它有否定傳統生產方式的能力。
第三、資本主義經濟現象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區別。
正如顧準所認為的，“我們有些侈談什麼中國也可以從內部自然生長出資本主義來的人們，忘掉資本主義並不純粹是一種經濟現象，它也是一種法權體係，法權體係是上層建築。並不是隻有經濟基礎才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也能使什麼樣的經濟結構生長出來或生長不出來。”①(①顧準：《資本的原始積累與資本主義的發展》，載《社會科學》1981年第5期。)也就是說，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社會體係，是由各方麵因素構成的。這其中，有經濟的因素，也有政治的因素和意識形態方麵的因素。經濟形式可以決定政權形式，但政權形式也可以影響經濟形式。這一點，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切合的。如果一看到商品經濟、雇傭勞動等經濟現象就認定它們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東西，而不問其它條件是否相合，那無疑是片麵的。事實上，沒有相應的法權觀念和法製體係、資本主義是不可能在西歐首先出現的。而我們今天之所以不能把中國古代社會後期的類似於資本主義經濟的個別現象看作是資本主義萌芽，原因之一也就是我們從這一時期的中國曆史中看不到任何類似於資本主義法權的東西，也看不到有其萌芽的趨向和苗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