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古代社會的雇傭勞動者與資本主義經營方式下雇傭工人的區別。
縱觀人類發展史，“雇傭”這一經濟現象起源很早，起碼在古代羅馬就已經有了。羅馬奴隸主的莊園每到葡萄、橄欖的收獲季節，都要雇傭鄰近的小農到莊園來勞動，或以計時或以計件（即收獲物的數量）支付工錢。古代印度在很早的時候也有雇傭現象，王室手工業作坊的勞動者絕大多數都是雇工，還是拿工資的。如果我們將這種雇傭現象等同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勞資關係，那就大為荒謬了。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說得十分明白，資本主義社會與前資本主義社會，一個顯著的區別就是，前者的勞動者的勞動表現為“自願勞動”，後者則表現為“強迫勞動”。在“自願勞動”的形態下，勞動者與資本家之間沒有任何的人身依賴關係，他們受金錢（即資本）的支配，而不受某一個資本家的統治。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盡管在事實上存在不平等，但在法律的名義上人人都是平等的。資本家與工人在勞動力的交換行為中，法律上所遵循的也是平等的原則，沒有任何人可以強迫別人為自己勞動。而前資本主義社會則不同。受雇者與主人之間，除了有工錢支出這一層關係之外，還有人身隸屬關係。雇工的人身和人格整個地都要屬於主人。這裏，雇工與主人沒有法律平等這一說。雇工進了主人的家，人格即被喪失。正如黎澍所說的，中國明清時期的雇工“所賣掉的不僅是他的勞動力，而且包括他的整個人身和人格。所以他一經受雇便在野蠻的封建管理製度之下喪失了他的全部自由。”①(①黎澍：《關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考察》，載《曆史研究》1956年第4期。)
第五，城市居民與市民社會的區別。
持“資本主義萌芽”說的論者都認為中國古代社會後期已經有了市民社會。前不久在上海召開的一次國際學術討論會，中心議題是西方模式和中國傳統與現代化的關係。會議上就曾展開過中國古時候是否有過市民社會的爭論。②(②見1992年6月18日《社會科學報》的是君主的子民，一樣受地方官吏的統一管理，一樣的要對專製國家盡各種各樣的義務。)實際上，我們認為，在中國古代尋找市民社會，無異於水中撈月。作為資產階級前身的“市民社會”並不等於城市居民所構成的社會，也不是古代行會等社會組織，而是具有法權意義上的社會學概念。它的特征是：(1)相對於王權而自成係統，具有獨立性和自治權；(2)以法權為人際關係的前提；(3)以人文主義為主體的市民精神。很顯然，象這樣的市民社會，中國曆史上哪朝哪代也不曾有過。中國的城市居民僅僅隻是居住在城裏而已，從根本上說與鄉村農民並沒有什麼不同。他們一樣澄清了有關概念上的混亂，那麼，中國有無“資本主義萌芽”這一問題，也就自然清楚了。
幾十年來，我國學術界對一些重大的理論問題的討論，常常犯有一個同樣的方法論錯誤，即盲目地信從某一種論斷，而不首先檢驗這個論斷是否正確。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就是這樣。論者們無可懷疑地認同一個很值得懷疑的論斷，並在這個錯誤的論斷下去尋找史料，予以證明，而很少有人認真地思考過這個論斷本身是否能夠成立，從而導致一種普遍性的緣木求魚的學術現象。因之，我們認為，對“資本主義萌芽”這一問題的研究，重點不在於從史籍中去搜集材料，羅列個別事例，而是在於去認真理解世界曆史規律和正確理解馬克思的有關論述。
四、東方國家的起源及其專製主義性質
國家不管是否能夠作為曆史研究的基本單位，對人類文明史的研究都是主要的考察對象。施賓格勒和湯因比曾打破國家的界限，以“文化”或“文明”作為曆史研究的單位，但同樣不能否定國家在文明史上的重要意義。因為即便在一個“文化”或“文明”的單位裏，國家的地位仍然是很重要的。我們考察一個民族或一個地域的文化與曆史，描述其圖景，研究其特點，都離不開對國家的研究。
文明伊始，東西方文化就在兩條道路上發展著，這其中的原因雖然是多種多樣的，但一個重要的原因則是國家政權形式的不同。盡管我們不能過分地誇大國家的功能，把一切文化的差異都歸結於國家政體的差異，因為國家本身也隻是文化的產物，或者說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國家一經出現，就對文化的發展具有很強的製約作用。大到一個民族的生產方式、宗教信仰，小到普通百姓的行為規範、禮儀風尚，很大程度上都離不開國家政權的幹預。
如果將世界古代各民族國家的起源作一大範圍的比較，就會發現，最早的國家分為兩種類型：一種為小型的城市國家，一種為大一統的國家。前者在世界曆史範圍裏帶有普遍性，而後者僅僅隻有中國一例。中國之所以一開始就以大一統的國家形式出現，我們在前文已經作過分析，其原因為國家的起源是在滾雪球的方式中完成的。盡管別的民族國家版圖的擴大，也有滾雪球這一方式，如兩河流域、古代羅馬都是這樣。但是，它們的“滾雪球”是在國家形成之後，而不是在國家形成之前。也就是說，它們在形成大國之前，就已經有了一段很長時間的城市國家的曆史。而中國卻沒有經過城市國家這一發展階段。有的論者將先秦時期分封製下的諸侯國當作城市國家，以證明他們自擬的從城市國家到王國再到帝國的所謂“世界曆史的規律性”，是很值得商榷的。春秋時代的諸侯國與城市國家是有本質區別的。它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共同體，而是隸屬於周天子之下，是為周天子統治全國的地方性行政單位。盡管它不同於以後的行省、郡縣，但同樣要對周天子效忠和承擔各種臣屬義務，並且規範在“王製之下。可以說，中國的諸侯國不等於城市國家，城市國家也不等於就是城邦。如果再把諸侯國看作是城邦。就更為荒謬了”。①(①參見啟良：《希臘城邦與周天下》，載《世界曆史》1991年第2期。)
除中國以外，城市國家為世界各民族早期國家的普遍形式。但是，由於各個民族的自然條件和曆史條件不同，城市國家又向著兩條道路上發展著。在古代希臘和羅馬發展為城邦國家，發展為民主政治，而在東方卻發展為大一統國家，發展為專製主義政治。
我們這裏用一種圖示的方法，來表示世界各民族早期國家的形成及發展情況。
最早的城市國家都是從部落社會發展過來的，其內部仍然保留著原始民主製遺風。這時候，公民大會還在，貴族會議還在。雖然這兩種民主機構在新誕生的王權麵前，已經失去了在原始社會末期所具有的民主作用，但多少還可對王權形成某種限製。古代希臘、羅馬和古代東方（中國除外）的城市國家後來其所以發展為兩種不同的政體形式，關鍵的一點也就是因為城市國家內部民主機構與國王的力量對比關係的不同。
兩河流域蘇美爾地區的小型國家可以視為古代東方典型的城市國家。在這些小國家裏，國王大多是擁有相當大勢力的家族的家長，王位亦為世襲。國王生前享有各種特權，擁有國家事務的最高決斷權，死後還有豪華的墳墓和珍貴的殉葬品，乃至大批的人殉。而且，這時候王權開始被神化。例如，一個銘文上寫道：“神恩利爾以神聖的統治權授予恩鐵美那，從3600名男子中確立他的權力。”又如另一個銘文上寫道：“神恩利爾的戰士、神寧吉爾蘇，以拉伽什王國授予烏魯卡基那，從36000男子中確立他的權力。”①(①兩段銘文均見巴爾吞編：《蘇美爾和阿卡德的王室銘文》，參見《世界上古史綱》上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8-159頁。)有的論者認為，這兩段銘文說明古代蘇美爾地區的城市國家奉行著民主政治，國王是通過公民大會從三千六百人或三萬六千人中選出來的。顯然，這樣來理解上麵兩段銘文，實屬牽強附會。銘文的意思根本不是指從眾多的人中選舉國王，而是說神從眾多的人中間選定國王。而我們知道，國王選舉產生與王權神授完全就不是一回事。前者強調的是民意，後者強調的是神意。盡管神意也可能體現為民意，但卻是變了形的民意，或曰扭曲了的民意。神意用於國家統治方麵，主要是代表統治者本人的意誌。利用神意而壓製民意，曆來是東方君主們的慣常作法。怎麼能夠說由神意來確定國王的人選是一種民主選舉的方式呢？
國王權力一旦膨脹，原始民主製殘餘性質的貴族會議和公民大會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根椐古代一篇史詩記載，烏魯克國王吉爾伽美什拒絕另一小國基什求和的要求，進行抵抗，遭到了貴族會議的反對。為此，他撇開貴族會議，召開公民會議，結果得到了廣大公民的支持。據《劍橋古代史》的權威看法，吉爾伽美什並非神話人物，而是曆史人物。這位國王要對外作戰，既可召開貴族會議討論，又召開公民會議征求意見，乍看起來，可謂民主。但事實上，他並不尊重民眾的意見，是戰是和，意見並不首先得自於兩級民主機構的建議或討論，而是他一人決定的。貴族會議雖然反對，但沒有作用。公民會議因為支持了他，所以他采納了民眾的意見。如果公民會議同樣持反對意見，很難說這位國王不一意孤行了。
隨著國家版圖的增大，各個小國家象滾雪球一樣地滾到一起，②（《劍橋古代史》第1卷第2分冊，1979年英文版，第111-112頁。）結成一個大國。然後又滾將起來，進而形成一個更大的國家。這一滾雪球的過程也就是古代東方（中國除外）從城市國家進到王國的過程。這裏所謂的王國，不是指由國王來統治的國家，而是僅就國家版圖而言的。前些年，有論者提出一個很值得重視的國家劃分標準，即方百裏為城市國家，方千裏為王國，方萬裏為帝國。盡管古代各民族曆史並非由一個模子鑄出來的，同為城市國家，也有大有小，但大體上不外乎方百裏左右。
王國自然比城市國家大得多。在城市國家時期，所謂國家，就是一座城市，外加周圍農村，構成一個政治共同體。而王國就不隻是一個城市了，它將許多個城市國家兼並在自己的版圖之內。古代政治建製不完善，最高統治者要想一個人統治一個王國，當然是件很困難的事。為了達到有效統治的目的，他必須采取一係列的手段，將各種權力集中到自己手裏，並相應地降低貴族會議和公民會議的政治地位，甚或將其取消。東方的專製主義也就是在這樣的曆史過程中產生的。
古代西方的希臘和羅馬也有過城市國家時代，有過類似於蘇美爾等早期東方國家的政權形式。學術界一般把古代西方這一段曆史稱作“王政時代”。這時候，古代西方同樣有國王，有國王的宮廷。荷馬史詩為我們提供了這方麵大量的材料。特洛耶戰爭中的希臘聯軍主帥阿伽米農是邁錫尼的國王，他的弟弟墨涅拉俄斯是斯巴達的國王。從史詩的文字上看，他們兄弟的權力、待遇是一般的貴族所不能比的。阿伽米農在戰爭的過程中搶走了他手下的猛將阿喀琉斯心愛的女奴。為此，阿喀琉斯十分痛苦，但卻不能同阿伽米農爭辯是非，隻得一個人偷偷地跑到海邊傷心流淚，頂多也隻是以退出戰場作為抗議。最能說明當時國王地位的是有關海倫的傳說。海倫是當時希臘世界第一號美人，許多貴族都向她求婚。海倫名義上的父親廷達瑞俄斯把她嫁給了斯巴達國王墨涅拉俄斯，並根據另一個很有聲望的貴族奧德修斯的建議，得到其他求婚者的保證：他們永不反對海倫的丈夫，而且要在各方麵幫助他。這個傳說表麵看來，說的是婚姻家庭之類的瑣事，但卻透露了希臘社會早期王權確立的真實消息。它告訴人們：當時的確是存在王權的，而且國王的地位也並非與其他貴族完全平等。但另一方麵，國王又並不是高高在上，視貴族們為臣屬。貴放對國王隻有“幫助”的承諾，而沒有盡忠效力的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