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很難說，古代西方如果沒有特殊的自然條件和曆史條件，城市國家的王權不會發展為君主專製政體。古代羅馬的曆史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早期羅馬同希臘一樣，也有過王政時代，有過城邦時代，但是到了公元前一世紀，隨著版圖的擴大，個人權力也就相應地增大了，最後導致帝製的出現。也就是說，古代希臘、羅馬其所以由王政直接進入城邦政治，與它們各自所處的自然條件和曆史條件是緊密相關的。
現以希臘為例。希臘半島內陸多山，山腳下大多是些小塊平原。古代希臘的居民最初就是生息在這些彼此隔絕的小平原上，形成各自分立的小國。隨著社會的發展，相互交往逐漸增多，並且發生戰爭。又由於群山所隔，交通極為不便，因之，小國之間的戰爭隻能是掠奪性的，而不可能發展為統一性的戰爭。他們隻能出兵掠奪鄰近國家的人力和財產，而不能對戰敗國進行有效的行政治理。戰敗一方或委派人質，或整族整國的居民淪為戰勝國的奴隸。這樣，保家衛國的意識在每個國家都很強烈。要想保全國家，必須保全一定數量的公民人數。而公民權是通過公民的經濟利益和民主權利體現出來的，因之，國家必須在經濟上防止兩極分化。他們最初平分土地，使每一個公民都占有一定數量的份地。隨著土地兼並的出現，城邦政府又采取相應的措施，限製大土地所有製的發展。最為我們熟知的雅典的梭倫改革就具有這種性質。他廢除了債務奴隸製，頒行了土地最大限度法。另外，又把公民分為四個等級，對於公民的經濟實力和社會義務作了重新規定。這樣，在政策上便利了一般平民，使他們不致於因貧困而失去公民身分。因為隻有那些擁有公民權的人才有資格當兵。公民人數少，將意味著兵源減少。保證一定量的公民人數，實際上是保證國家軍事力量的強大。
在希臘、羅馬的早期國家裏，社會基本上分為兩個集團，即貴族和平民。貴族集團主要由原來部落各氏族的長老組成。不同於東方的是，希臘、羅馬早期國家的形成，不是某一強大的氏族將其他氏族控製在自己的統治之下，而是為了某個共同的利益各氏族長老自願地結合在一起。例如，雅典最初就是由十二個氏族聯合而成的，早期羅馬也是由七個氏族組成，叫“七丘同盟”。在新組成的國家裏，由於共同利益的維係，各氏族長老的社會地位是平等的，他們一起構成貴族階層。貴族階層相對於廣大的下層人民來說，是一種非民主的力量，而相對於君主專製來說，則又是一種民主力量，他們不允許任何人獨攬政權，更不允許某一個人終生在他們的上麵發號施令。他們聯合組成的元老院，就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維科在談到西方元老院的起源時說：“各氏族長老的地位既然平等而他們又生性凶悍，誰也不讓誰，於是許多氏族長老組成的執行統治的元老院就應運而生了。”①(①維科：《新科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90頁。)元老貴族們為了保護自己的特權地位，既不允許個人專權的現象存在，又極力把一般平民排斥在國家權力以外，不允許他們參政。但由於小國寡民式的城邦結構不允許兩極分化的現象惡化。國家總是極力限製貴族的貪婪。平民在實力逐漸強大起來後，經過長期與貴族的鬥爭，終於炸開了貴族政治的堡壘，進入權力圈子，進而把古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引向了深入。
近些年來，我國學術界有一種觀點頗具影響，認為民主政治這東西並不為西方人所獨有，古代東方，尤其是古代中國，早就有了的。古代希臘、羅馬有貴族會議和公民會議，古代中國也有。在這一觀點的論者看來，要在中國建設民主政治，根本用不著去向西方人學習，隻要從我們自己的祖先那裏繼承下來就行了。
龐樸先生曾講過這樣的一個小故事：他曾在嶗山下放勞動。一位農民對他說，孔子真是了不起，不僅中國的文字是他造的，連外國的文字也是他造的。孔子在中國造完字，就騎著馬到外國去了。外國人不會磕頭，因為他們的膝蓋是直的，見了孔夫子來了也不磕頭。孔夫子很生氣，撥馬就朝回走。後來外國人聽說來者就是中國那位大名鼎鼎的孔聖人，趕緊追趕。沒有追上孔夫子，隻見路上留下馬尿和馬蹄印子。西方人從中得到啟發，造出了他們的文字。①(①龐樸：《文化的民族性和時代性》，見中國文化書院講演錄第二集《中外文化比較研究》，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32頁。)
我在很小的時候，也聽說過一個很有趣的故事。說《水滸傳》裏麵的武大郎並沒有被西門慶和潘金蓮害死，而是逃了出來。他怕西門慶追趕，一直逃到海邊，然後找了一條破船，漂泊到了日本。日本人又矮又小，見武大郎身材比他們高大，就尊他為王。當時日本人還沒有國家，也沒有姓氏和文字。他們見武大郎聰明過人，一肚子學問，就請求武大郎給他們創立國家，造出文字，並給他們每人取上一個名字。武大郎將自己身上的圍裙解下來，然後又把隨身帶來的一塊油餅往上一貼，就創造出了日本的國旗（太陽旗）。武大郎本來識字不多，在油貨店記賬，很多字不會寫，隻好靠畫些簡單的符號代替。他把自己這些半文字半符號的東西教給日本人，從此有了日本文字。然後，武大郎又往高處一坐，指著周圍的日本人說：“你們也真是愚蠢，連個名字也沒有。好吧！我叫武大郎，你們以後就叫二郎、三郎、四郎等等吧！”所以日本人的名字很多後麵都帶有一個“郎”字。
這兩個故事當然都是笑話性的，而且甚為荒唐，但卻很能說明本世紀中國人的文化心態。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屢遭外國人的侮辱。宣傳中國文化的優越性，從保國保種這一層意義上說，無疑具有崇高的一麵，帶有很強的民族凝聚力。如果自己都瞧不起自己，那也就等於拆除了最後的一道精神防線。戰場失利是小事，同外國人做買賣吃點虧是小事，保持民族的自尊與自信才是大事。而民族的自尊與自信之所以可能保持，關鍵在於國人要堅信民族文化的優越性。從幾千年世界文明史上看，一些具有優秀文化傳統的民族都有文化自我中心主義的傾向。具有豐厚的傳統文化遺產的中國人自然更有資格作一名文化自我中心主義者。小民百姓不懂得中國文化究竟在哪些方麵影響了外國人，更不懂得什麼文化學理論。他們的文化自我中心主義憑的是想象和某些民間傳說，而不究其可能與不可能的問題。
中國人的文化自我中心主義，自古就有。發展到了近代，表現得更為強烈。即便到了今日的所謂中西文化論爭，仍然很有市場。其具體表現為：(1)世界文化中源說，即認為中國是世界文化的搖籃，西方一些好的東西，都是從中國學過去的，或者說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和啟發。(2)認為西方有的，我們也有，甚至比他們還早。(3)認為西方人講求的是物質文明，我們講求的是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充滿著銅臭味和個人主義的私欲，而我們的精神文明則是高境界的東西，是西方人想學都學不到的東西。(4)認為西方文明的近代繁榮隻是短時期的現象，世界文化的中心將再次移到東方，中國人及其文化也必將在未來世界作為救世主的角色而存在。
上麵所提到的那種觀點，即認為古代中國也有類似於古代西方的民主政治的觀點，顯然屬於第二種表現。在這一觀點的論者們看來，中西方的曆史根本就沒有什麼差別。古代東方有專製主義，西方也有專製主義；西方有貴族會議和公民會議等民主機構，中國古代也有類似的機構。因之，在他們看來，“東方專製主義”這一說法是沒有根據的。
為了論證中國自古就有民主政治，這一觀點的論者們遍查史籍，終於“發現”先秦時代的公卿執政就是貴族政治，古代的民本主義就是民主思想。而且還“發現”《穀梁傳》和《公羊傳》中的“朝諸大夫”和“朝諸大夫而問焉”就是貴族會議；《左傳》和《國語》中的“致眾”、“致眾而問焉”和“致眾而告之”等記載所反映的就是公民會議。我們說，隻要對中國曆史稍許有些了解的人都會對這一觀點的提出感到驚異。中國古代曆來是中央集權製的專製主義政治，何來民主政治之有？然而，這一甚為荒唐的觀點還頗具影響力，尤其為那些文化自我中心主義者所讚賞。
下麵，我們擬分幾個方麵，看看古代中國究竟有沒有“民主政治”這一說，看看究竟有沒有貴族會議和公民會議等民主機構。
（一）公卿即執政和貴族政治。
“貴族政治”是一個富有特定含義的概念。並不是說，凡是由貴族們把持政權的政治現象就是貴族政治。絕大多數民族在很長一段曆史時期內，國家權力都是掌握在少數出身高貴者手中。古代埃及有僧侶貴族，有軍事貴族，有王公貴族；古代印度有婆羅門貴族，有刹帝利貴族；中國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有嚴格的門閥貴族、氏姓貴族。但是，我們不能因之說這些都是貴族政治。古代羅馬和古代希臘一些城邦國家之所以稱為“貴族政治”，並不在於貴族們握有國家權力這一事實，而在於貴族們組成一種政治力量，通過各種製度、法規，集體掌握國家領導權。它所體現的政治文化意義是一定程度上的政治民主和一定範圍內的社會平等。這其中貴族階層必須是作為一種政治勢力，居於全社會之上，不受製於任何個人。而且，它還必須通過內部結構的合理性，消除個人專權的可能性。
我們以雅典為例。從提修斯到梭倫時代，國家政權基本上掌握在貴族們手裏。貴族通過一係列的行政設置控製了整個城邦的行政權、司法權和監察權。亞裏斯多德說，梭倫改革之前，“國家高級官吏之任用都以門第和財富為準，而且他們最初是終身製，後來改為十年一任。”“阿勒俄琶菊斯議會（即貴族會議——引者）職掌保護法律，但事實上它管理最大多數的和最重要的國事，對於違反公共秩序的罪人，不用控告，就可以課以刑罰和罰金。”①(①亞裏斯多德：《雅典政製》，Ⅲ。x)梭倫雖然在貴族會議以外，另設四百人會議，但貴族會議的職掌幾乎無甚變化。它“仍然是憲法的監察人，它監察最大多數和最重要的國家大事，懲處罪人尤其有最高的權力。”②(②亞裏斯多德：《雅典政製》，VⅢ)在貴族內部，盡管由於管理分工不同而權限不等，但人身地位都是平等的。譬如執政官的權力很大，但同樣須接受貴族會議的監督，而不能獨斷專行。就連梭倫之後的僭主庇西特拉圖也不敢不接受法律的製栽和貴族會議的監督。據亞裏斯多德說，庇西持拉圖“願意一切按照法律辦事，不使自己有任何特權”。有一次，他被控犯有殺人罪，傳他到貴族會議受審，他不僅親自出庭，而且象一般公民一樣，為自己申辯。③(③亞裏斯多德：《雅典政製》，XVⅠ。)本世紀希臘史專家芬利認為，對於亞裏斯多德這種說法，“不可全信，但也不可不信。”④(④芬利：《古代希臘人》，牛津1963年英文版，第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