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階級除非使生產工具，從而使生產關係，從而使全部社會關係不斷地革命化，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動地保持舊的生產方式，卻是過去的一切工業階級生存的首要條件。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關係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於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關係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係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於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係。
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創業，到處建立聯係。
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動派怎樣惋惜，資產階級還是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並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麵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麵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麵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
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裏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文明製度，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麵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資產階級使鄉村屈服於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鄉村生活的愚昧狀態。正象它使鄉村從屬於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
馬克思在這裏所描述的就是資本主義文明向全世界擴散的恢宏場麵，也是世界各地接受西方文明從而被西化的曆史過程。這是一場世界性的曆史運動。而且在馬克思看來，這一曆史運動雖然伴隨著血與火的鬥爭，充分暴露了資本主義文明的殘暴本質，但從世界曆史發展的觀點看，卻又是一種曆史的進步。對此，馬克思在他的論著中的許多地方都反複地強調了這一點。他認為，如果沒有西方文明的滲入，世界上那些未開化或半開化的民族就不可能走出傳統社會的封閉圈子，而領略到現代文明的春風。因之，在他看來，各民族古老的社會製度的崩潰雖然值得同情，但卻不值得惋惜。因為，它們失去的隻是陳腐的舊世界，而換來的卻是一個新世界——資本主義世界。
那麼問題是，馬克思的畢業使命是要推翻資本主義文明，為什麼在論述當時的世界曆史時，還要認為資本主義在世界各地的擴張是一種曆史的進步呢？換言之，其他各民族古老社會形態的解體和資本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的發展與他終生所抱定的革命理想又有著什麼樣的內在聯係呢？
對此，我們從馬克思四十年代的著作《德意誌意識形態》裏可以找到答案。在馬克思看來，要挖掘資本主義的墳墓，必須首先造就掘墓人，即必須把人類的大多數變成“沒有財產”的人，同時這些人由於勞動與勞動條件相分立而又和現存的剝削製度相對立。這兩個條件都是以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速發展為前提的。因為隻有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人們才會擺脫普遍的貧困化，也才會具有較高的政治鬥爭覺悟。相反，如果始終處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人們所關心的也隻能是最起碼的生活必需品和為這些必需品而鬥爭。這樣不但不能達到革命的目的，反而會使陳腐的東西死灰複燃。再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3-255頁者生產力高度發展必須具備世界曆史的普遍性。隻有這樣，人們之間乃至各民族之間的普遍交往才可建立，狹隘地域性的個人才可“為世界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個人所代替”。馬克思認為，如果“不這樣，(1)共產主義就隻能作為某種地域性的東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發展成為一種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們會仍然處於家庭的、籠罩著迷信氣氛的‘境地’；(3)交往的任何擴大都會消滅地域性的共產主義。”①因之，馬克思強調指出：“共產主義作為占統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時發生的行動才有可能是經驗的，而這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有關的世界交往的普遍發展為前提的。”②
如果說，十九世紀末以前的幾百年時間裏，現代化與西化為同一內涵，那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以來的現代化，情況稍有不同。雖然在近百年的時間裏，現代化的主要內容還是西方文明的，但卻已不完全等同於西化。也就是說，二十世紀的現代化已不是單純的西方了，而是世界化。這主要表現在：
一、西方文明早已突破它的地域性界限，而成為整個人類的共同財富。
二、在二十世紀的今天，居於世界文明前列的已不單是西方人，東方的一些民族也開始躋身世界強國之列，其文明亦足可與西方文明相媲美。
三、西方文明在其自身的擴散和發展中，早已變得不是單純的西方人的文明。在它的機體裏，同樣包含著世界各民族的文明成就。
四、隨著世界各地交往增多和現代傳播技術的發展，各民族文化交流與融彙的步伐加快，程度越來越深。在這一過程中，各民族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頁。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頁。文化的特色越來越不明顯，而人類文化的共性越來越占據主導地位。世界性逐漸地並將最終地取代民族性。二、儒家風度，還是武士精神
現代化即世界化，這本是當今世界曆史中一個十分明了的事實，其中並沒有十分深奧的道理。然而，在人們的認識領域裏，往往有著這樣一種頗為奇怪的現象：道理越簡單，人們對之的理解越偏頗，越容易犯理解的錯誤。如果有人從中故意製造理論混亂，把黑的說成是白的，那麼，這種現象就越加嚴重了。
對於近現代日本曆史的認識就是這樣。
東方社會如何實現現代化，尤其是中國這樣傳統深厚的國家該選擇怎樣的一條現代化的道路，無疑是擺在當今中國人民麵前的一個重大的時代課題。中國人有自己的文化傳統，自然不願意跟在西方人後麵亦步亦趨。他們寧願在自己的文化傳統裏搜尋，以圖從中找到其種可以解救現時代危機的東西，而難於接受西方文明中許多現成的肯定成果。因為那是別人的東西，而且是另一種製度裏的東西，采納它倒是方便，但卻又是萬萬使不得的，一來與祖訓不合，二來有失文化大國的體麵，三來與現行的信仰相悖。但問題是，如果不采納西方文明中的肯定成果，中國社會又如何能夠走上現代化的道路呢？如果傳統中早已具備某種可以促使現代化實現的東西，那麼中國今天的現代化為什麼總是難於起步呢？不能不說，這是現代中國人所難於回答的兩個問題。
近十餘年來，不少研究者從近鄰日本獲得了所謂“例證”，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同樣有助於實現現代化。因為在他們看來，日本深受中國文化影響，是中國文化的學生國，但卻能在短時間內繁榮起來，其富強程度甚至可與西方各國相媲美。既然學生國可以做到，那麼先生國也一定能夠做到。
我們知道，日本的騰飛的確是一個奇跡。一百多年前，它的社會發展水平遠不及中國，但通過明治維新，從一個弱國和貧國驟然地變成強國和富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雖然是侵略國，但損失極為慘重。然而，它竟然在短短的時間裏，社會經濟突飛猛進，甚至對第一號經濟強國美國也構成了威脅。
奇跡的背後必有創造奇跡的原因。尤其是，作為學生國的日本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奇跡，而作為先生國的中國卻沒有出現過類似的奇跡？顯然，要回答這樣的問題，必須循著下麵的兩條思路來思考。
(1)日本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中國的學生國？
(2)日本騰飛的內在原因，究竟是其傳統文化的開新，還是外域文化的牽引？
相比於中國，日本是一個後起的民族。公元前三世紀，也就是中國的戰國時代，日本開始由原始社會向文明社會過渡。據《山海經·海內北經》載，這時候，日本列島上的倭人已與當時中國的古燕國有了往來。秦統一後，一些漢人逃亡朝鮮半島，再渡海去了日本。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兩地交往增多，以致於《後漢書》、《三國誌》等史籍立有“倭傳”或“倭人傳”。不過，這時候中國文化對日本並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主要限於生產技術的層麵上。
日本人廣泛接受中國文化，是大化革新前後的事情。公元六世紀末，聖德太子攝政。為提高王權，聖德太子提倡佛教，移植儒學，同時引進道家和陰陽家的學說。在他的“冠位十二階”中，用儒家的德、仁、禮、信、義、智作為等級的尺度，並將儒家的“和為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原則寫進他的憲法裏。618年，唐朝興起，經過李氏王朝的精心營構，中國成了當時亞洲地區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吸引著四鄰國家紛紛派人來長安學習。這時候，日本國內矛盾激烈，急需引進唐代的先進製度和文化形態。終唐代兩百多年，日本先後有十幾批“遣唐使”來中國。遣唐使團規模大，體製完備，最初二百來人，後擴大到五百多人。其成員除外交官員、翻譯和船匠、水手等外，每次還往往有十幾名到二十幾名的留學生和學問僧。留學生大多進入官方學校讀書，唐朝政府給予較優厚的學習和生活條件，這些留學生一般在華時間較長，二三十年不等，對中國文化有比較全麵的了解。學成歸國時，唐代的統治者還要向他們贈送大批的中國典籍。學問僧來華的目的主要是求取佛法，以便把佛教介紹到日本去。因之他們的主要活動是朝拜佛教名聖，尋師求法，參加寺廟的各種佛寺活動，抄寫經文，或購買佛典、畫卷或佛事器物。通過他們的努力，當時佛教的各宗各派幾乎都被傳至日本。
大化革新就是中國文化在日本島國結下的最大成果。改革之前，南淵請安，高向玄理等人在中國學習。回國之後，他們在大化革新中都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據記載，革命前夕，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鐮足曾從南淵請安學習周禮和孔孟之學以及唐代政治製度，說明革新的指導思想是中國的儒家思想。當645年通過宮廷政變，誅殺了蘇我氏，建立起大化新政權之後，高向玄理、僧旻二人作了“國博士”，利用國家政權的力量，更進一步將儒學推向社會各層。譬如在教育方麵，以儒家經典為教材，分之為大經（《禮記》、《左傳》）、中經（《毛詩》、《周禮》、《禮儀》）、小經（《易經》、《尚書》、《公羊傳》、《穀梁傳》），同時把《孝經》、《論語》列為讀書人的必讀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