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州河畔老倉庫建工作室的第一人是登琨豔。登是台北建築設計界的“怪才”，師從著名建築文化學者漢寶德。1997年，他騎自行車沿蘇州河考察，在南蘇州河路1305號，看到一座老倉庫斑駁的牆上鑲著1933——這是上海灘大亨杜月笙的糧倉。很快，倉庫2400平方米的二、三樓，被登琨豔改造成了古樸和現代藝術相結合的工作室。
此後，許多藝術家相繼把工作室搬進舊倉庫。在緊臨登琨豔的新閘路橋倉庫的一、二層，被一位來自台灣的藝術家租用，作為video工作室。目前，蘇州河畔相對集中的藝術家倉庫有東大名創庫、畫家倉庫、四行倉庫等30多處，聚集著畫家、建築設計師、廣告人、影像藝術家和普通藝術工作者1000多人。
——廣州——
社區——麗江花園
一個名詞吸引一群“螞蟻”
對我來說，從麗江花園搬出是一件很別扭的事情，原因不僅在於我的習慣被迫改變，還在於兒子。從麗江花園搬出之後，我立刻麵臨著一個很嚴峻的問題：兒子的失語。
在新的幼兒園，所有的人，包括同學和老師以至於清潔工，都說著粵語，一直以普通話為交流手段的兒子隻能夠孤獨地自言自語——無限懷想麗江花園的普通話同伴。
作為一個北方人，我一貫沒有認識到普通話的這種“身份標簽”，直到一個香港朋友告訴我，在香港有一個很有名的書店，屬於文化人的聚集地，那裏的通用語言是普通話，而非粵語和英語——操後兩種語言的顧客將會受到冷落和歧視。在麗江花園，這種普通話和粵語之間的“意識形態差異”並沒有這麼顯著，但是，作為麗江花園首選語言的普通話，直接造成了麗江花園和廣州其他社區的文化差異——特色書店、旅行用品店、酒吧、西餐廳、特色影碟店……
我沒有做過麗江花園具體居民構成的調查和數據分析。依照對“普通話鄰居”們的日常觀察，我能夠得出的結論是：麗江花園的居民大致有著外地移民、高學曆、青年等身份特征。中國有句老話，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這批大致有著相同背景的人共同居住在一個社區，必然會形成一定的社區影響力，仿佛螞蟻發出氣味，吸引著“同類”，並進而強化和豐富自己的“社區族群意識形態”。
那麼，這個“社區族群意識形態”在形成之初的特點是什麼？或者說，是什麼吸引了第一批“螞蟻”來此居住？
作為一個建成10年的成功的社區，麗江花園最初的“居民構成”不可知曉，能夠得出的簡單結論，或許就和“麗江花園”這個名詞有關——這樣說，似乎有些機械化和簡單化，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名詞”對人的意識的影響往往是“起於青萍之末”而最終巍然壯觀。在人的潛意識裏，名詞不僅意味著與其對應的物的性質，同時，它還指向著對應物背後的文化乃至意識形態。
麗江花園雖然與雲南的麗江有著地理上的距離，麗江花園的物理格局和文化構成，依舊可以被認為在意識形態上與麗江有著同構和共謀的關係。二者的通用語言都是普通話，主要構成人員都是高學曆的青年移民，二者所著意表達的，都是閑暇與安逸——一個是自然的風光，一個是人造的風景。麗江花園處在廣州郊區番禺的一座小島上，需要付費的洛溪大橋將繁華的城市隔離開，橋一側的都市廣州意味著工作、金錢和忙碌，而另一側的麗江花園則意味著生活、家庭和閑適。將工作與生活截然分開，“不要把工作帶回臥室”，這是一個帶有“精英概念”的生活理念，它意味著獨立，不受幹擾，享受自己。可以說，從名詞到概念再到實際的文化氛圍，麗江花園都滿足了這部分人的這種“生活品質”需求。
社區依賴“概念”而存在，人也同樣依賴“概念”而存在。麗江花園之所以能夠形成獨有的社區文化，不僅在於其構成者的普通話背景，更多地在於這種概念屬於普通話所代表的“精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