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財產其他（間接）損失：20444741000美元
軍費損失：4168967000美元
軍民總傷亡：12784974人
軍人作戰傷亡3227926人（死亡1328501人，負傷1769299人，失蹤130126人）
軍人因病死亡：422479人
平民傷亡：9134569人（死亡4377504人，負傷4737065人）
由國民政府在戰爭期間和戰後主持的中國戰爭損失的調查與統計雖然存在不少問題，但它為我們後來開展專門的研究搭起了一個基本的平台。對於國民政府抗戰損失調查的史事，台灣學者遲景德先生專門著有《中國對日抗戰損失調查史述》（國史館印行），該書以研究設置抗戰損失調查的機構沿革為經，損失調查統計工作為緯，並隨文附有各種抗戰損失調查表，頗具學術價值。
關於中國抗日戰爭的損失問題，除了國民政府所公布的數據外，戰後一些國際組織、學術機構以及史學工作者從各個方麵繼續展開研究。其中，中國軍民的傷亡問題尤其受到關注。聯合國秘書處早在1947年2月公布中國死於戰爭者為900萬人，傷者不可勝數。外國學者在有關的論著中對中國戰時的傷亡人數往往隻是作一般的估計，而且懸殊很大，最低估數為310萬人，最高估數為3500萬人，這些數字多數不是建立在嚴格的統計和調查基礎之上，並無多大參考價值。
在中國內地學者中，李新認為中國軍隊傷亡400萬人，人民傷亡1800萬以上，共計2200萬人，胡繩在其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認為在戰爭中中國軍民傷亡共計2100萬人以上。軍事科學院在80年代後期編著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中認為中國軍民在戰爭中的傷亡數為2000萬人（包括國共雙方的軍隊傷亡數）。劉大年認為，中國為戰勝法西斯死亡2000餘萬人。何理在《抗日戰爭史》一書中認為中國軍隊傷亡330萬人，人民傷亡達1800萬人，共計2130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其編著的《日本侵華七十年史》中認為八年間關內軍隊和平民的傷亡（包括被敵人抓走和下落不明者在內）達2100萬人。羅煥章認為中國軍隊傷亡380萬人，中國人民死傷1800萬，共計2180萬人。王檜林認為中國軍隊傷亡為380萬人，民眾傷亡1800餘萬人（包括被敵人抓走和下落不明者），共達2100萬人。
上述各說法所涉及的時間範圍基本上是從1937年全麵抗戰開始至1945日本戰敗投降這八年的傷亡數，這些數目其實也隻是這些學者們在其有關的著述中附帶提及的問題，並不是對中國傷亡人數的專門論述。國內目前對中國在抗日戰爭期間傷亡人數較為完整的統計數據有劉庭華在《中國抗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係年要錄?統計薈萃》中提供的數據：國民黨陸軍陣亡1319950人，失蹤130126人，負傷1761335人，空軍陣亡4321人，負傷347人，合計3216079人；中共武裝部隊中傷亡584267人，民眾傷亡18744974人，共計損失人口22545320人。其次，較為全麵論述中國戰時人口損失的專門論述有孟國祥、張慶軍發表的《關於抗日戰爭中我國軍民傷亡數字問題》一文，該文對中國在戰時和戰後的戰爭損失調查情況作了較為係統的考察，但遺憾的是它並沒有向我們提供一個較為確切的最終數據。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曾經陳列的中國軍民傷亡人數（1937年至1945年）為21685000人，但後來將陳列數字改為3500萬人。1988年以後，中國軍事科學院組織有關專家對日本侵華戰爭中中國軍民傷亡人數進行了重點研究，他們根據東北新發現的近60座“萬人坑”以及對日軍製造的“無人區”進行實地調研，對戰爭前後人口變化狀況進行了比較分析，發現了一批有價值的材料，此外還發現了大批的日軍修築“機密工程”後屠殺勞工的遺址。他們在分析調研的基礎上最後得出結論，認為“在抗日戰爭中，中國軍隊傷亡380餘萬人，中國人民犧牲2000餘萬人，中國軍民傷亡總數達3500萬人以上。”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周年之際，此說法被廣為采納。但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還未見到該項研究的完整成果，因此不少海外學者頗為困惑，誠如台灣學者遲景德先生所言：“本人絕非要否定這些統計數字，但以兩岸相隔閡，事有不通，誠不知其統計數字是如何產生的？是經過重新普查？抑或是根據資料透過研究作合理的推估？”
台灣學者關於中國戰爭傷亡數目多引用何應欽的說法，即從1937年到1945年中國軍人傷亡（陸、空軍）3216087人，人民直接、間接死傷者2000萬以上。此外也有學者在平民傷亡人數上持不同看法，如周一行在《日本侵華史實錄》中，認為中國平民傷亡人數為2842萬人。美國學者何炳棣認為，據保守估計，1937年到1945年的戰爭中，在中國直接造成的人員傷亡總數為1500萬至2000萬人。
到目前為止的戰爭期間傷亡人口的研究基本上不是建立在各省區統計的基礎之上，因此，關於中國抗日戰爭的人口傷亡3500萬的說法總是受到各方麵的質疑，有鑒於此，開展對區域戰爭損失的具體研究就顯得格外重要。
關於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公私財產損失（更多情況下稱“經濟損失”），因研究的難度較大，雖在不少有關抗日戰爭史或民國經濟史等學科的論著中有相關的成果，但研究角度一般是放在日本對華經濟侵略或資源掠奪這些層麵，係統全麵的損失研究還不多見。不過這一問題已經逐步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有些省份的學者也開始了對本地區戰爭損失的研討。中國社會科學院中日曆史研究中心每年的課題指南中也將各省戰爭損失研究列入招標課題，此舉無疑會進一步推動各地戰爭損失的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關於中國抗戰損失的研究特別是公私財產的損失研究，目前的研究趨勢正在走出就損失論損失的視野，已有不少學者將中國戰時損失與中國現代化的曆程聯係起來加以考察，這為我們研究抗戰損失開辟了一個新的途徑。
學界對於現代化的問題爭議雖多，但有一點則是共同的，即都承認現代化的過程就是中國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近代資本主義工業社會轉型的過程，其核心是工業化的問題。中國現代化的起步本來就很晚，而且在初期的啟動過程中受到了外來侵略勢力和中國傳統的雙重擠壓，剛有起色，就遭遇了亙古未有的戰爭――抗日戰爭，這場延續了14年之久的戰爭，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自然會產生極大的影響，因此在國外和境外研究現代化的著作中，對這一問題都比較關注。
90年代早期，台灣的鄭竹園先生在《日本侵華戰爭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一文中，高度概括了中國抗戰損失對中國現代化進程所造成的影響：
“1937至1945年的日本侵華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空前浩劫。不僅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到了慘重的犧牲與破壞，更重要的是把自1912年以後逐步開展的現代化與工業化運動腰斬，使中國工業化進程，最少推遲了半個世紀。戰後各國對戰時經濟所遭受的損失，都有詳盡明確的匡計，以作為要求對方賠償的依據。不幸中日戰爭甫告結束，內戰隨之爆發。對這一場創巨痛深的侵略戰爭，在中國國民經濟所造成的損失，及其發生的深巨影響，竟無人作全麵的估計。使下一代的中國人欲求一較完整的記錄不可得，這實在是這一代中國人的失職與遺憾。”
進入新世紀以後，虞和平先生在他的《中國現代化的曆程》中，就抗日戰爭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則從另外一個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全麵侵略，使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遭受重大損失。這種損失，在經濟上的表現，一方麵是在淪陷區內大量的華資企業遭受日本侵略戰爭的直接毀損，生產力遭受重大傷害，劫後餘生者也幾乎全部都被日本侵略者所占據，即使在日本侵略者的強迫和中國人民的努力鬥爭下生產逐漸恢複，也曾經一度出現過像所謂上海孤島經濟這樣的生產上的表麵繁榮，但是在實質上所有淪陷區的中國經濟都已淪為日本侵華戰爭的資源提供係統，完全失去了以提高本國人民生活水平為根本目的的現代化意義。另一方麵是，在抗日後方，隨著國民政府和戰爭地區大量華資企業、文化教育機構的遷入，以及國民政府出於抗戰和自我生存的需要而不得不進行後方的戰時經濟建設，從而對作為後方的西南部地區的工業化和經濟發展起到了客觀的空間傳動作用，使西南地區的經濟水平和中國的工業化布局發生了明顯的發展和變化。但是這種發展和變化不是出自中國經濟現代化進程的內在必然結果，而是在戰爭逼迫下的臨時選擇和無奈之舉，不僅效果有限，而且代價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