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真善美批判不同於尼采的真善美批判。尼采的批判是反理性、消解性的。在他看來，作為傳統文化最高價值的真善美是與上帝等同的，他宣告上帝死了，也即否定真善美。我的真善美批判不是非理性的，不是拒斥其形而上學，消解其主體價值，而是著眼於揚棄真善美在表麵直觀視野下的外化設定。
在引進能動的實踐的觀點後，我國學術界對真善美如此規定：真是外部現實真實存在著的客觀必然性，善是人對外部現實合目的性要求的實現，這個合目的性要求的實現又完美地體現在優美的形式中，即美。
雖說引用了能動的實踐的觀點，此論卻還是在表麵的直觀的視野下。在這裏，其能動的實踐的觀點並不具批判的揚棄的意義，學者們頭腦裏占上風的仍是我們這粗糙外化的現實之幻想。
很明顯，舊史觀的目的論在這裏主導著，其邏輯是：人探求外部現實的客觀規律是為了致用，利用客觀規律實現人的合目的性的要求即善，美以真善為前提，須符合服務於真善。這是有例可證的，關於文學欣賞的意義，我國大專院校文學理論教材明確界定為：認識功能、倫理功能、審美功能。文學是專門的審美園地，為何不能特立獨行呢？這是由經世致用的目的論決定的，文學就在於為他人作嫁衣裳。
揚棄表麵的直觀的視野，真善美即為另一番麵目。在這裏，所謂真善美不是別的什麼，乃是人的本體價值的規定性，乃是人之為人的現實、感性。
我們的討論將從人的真善美之望出發，這並非某種神秘的先驗性，其源起為動物的好奇心、側隱心和食色欲。現在，它們是作為人化的形式，作為“人的感覺”。
人之為人，就在於充實其“人的感覺”，使其真善美之望成為現實、感性。在這種規定下，人的生命表現即表現為求真求善求美三個方麵，其為好奇的探索、惻隱的行動、“釣而不為魚”。
在外化範圍內，無所謂追求真善美。人們探求奧秘、助人扶物、經營飾造，並非為了歸向真善美，而是指向直接功利，隻是成其事而無意成其心。在這裏，人們探求奧秘、助人扶物、經營飾造隻是借以獲取直接功利的手段，它們本身是無意義的。
在外化範圍內，也有真善美的發生，但隻是客觀上意外發生的，是有待人們“囿於粗陋的實際需要”被自發揚棄時才有的事情。在這裏，人們好奇的探求、惻隱的行動、“釣而不為魚”是不經意不自覺的，是在無意之間偶爾為之的事情。
在外化範圍內，直接功利是本，真善美是末，前者如鼓腹前行的老板，後者則像隱後提包的跟班。在這裏，真善美沒有自己的意義，它的意義是依附直接功利之下的意義。於是，人們把善界定在實用功利上，結果善非其善，導致美善關係錯位。
這一切，都因為人類曆史才剛剛開始，人的覺悟還極其有限，所謂人類自覺史總體上還像自然界的自發史，還以外在自然界自覺的曆史表現著。在這種情況下，真善美的故事還不是人們生命表現的正常狀態。
在揚棄外化的情況下，人的生命活動是不受肉體需要支配的而唯真善美是求的“真正的生產”。
在這裏，人們立事功是為了成其心，興功利隻是方式、手段，隻在以此而充實其真善美之望。
在這裏，人們探求奧秘純是為了涉奇獵趣，是為了科學而科學，為了學術而學術，為了思想而思想。人們都熟悉的牛頓拿懷表當雞蛋煮的故事即是。當此時也，他正深深陶醉於探求奧秘之中，完全達到了忘我若愚的境界。在這種忘我若愚的境界中，我們所見的是人們探求自身的類及其他物的類之存在必然的過程，是人們探求自身的類及其他物的類之種的尺度的過程。
在這裏，人們助人扶物是惻隱熱心的表現，是悲天憫人、人道齊物、憂戚萬類、關懷蒼生。善之善者也，諾貝爾可以當之，他設獎之際已純然忘我，與類同一。當此時也，他愛如東風，心裏所係唯全人類，心思全在它的進步、和平。在這種純然忘我之中，我們所見的是人們維護自身的類及其他物的類之存在發展的過程，是追求自身的類及其他物的類之健康存在、和諧發展的過程。
在這裏，人們經營飾造是“釣而不為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這是人們陶醉於見到自己的“個性是物質的，可以直觀地感知的因而是毫無疑問的權力”。在庖丁解牛式的生產中，主體在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記毫無疑問，於是有其躊躇滿誌、悠然忘我的審美狀態。在這種悠然忘我之中，我們所見的是人們利用任何一個種的尺度寬廣深遠的生產的過程，是順應自然界的慣常行程而發展自身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