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月至1966年4月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始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中國共產黨是我們的執政黨，擔負著領導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曆史使命，客觀上需要一大批懂建設、會管理的社會主義建設骨幹和領導人才。為了適應這種形勢的需要，全國各級黨校都把輪訓、培訓各級幹部作為重要任務。在這十年中，中共長治市委黨校同全國黨校一樣，在探索中前進，在前進中探索，各項辦學事業都有了明顯的發展，為輪訓、培訓長治市各級黨員領導幹部，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教育，提高廣大幹部的政治理論素質，加強黨性鍛煉，推進上黨革命老區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各項工作，起了積極作用。遺憾的是，在這十年中，黨在根本指導思想上曾發生過嚴重失誤，導致了一些“左”的錯誤，使黨校建設和幹部教育也受到很大衝擊，更不幸的是，在“文革”前期的1967年4月市委黨校被迫停辦，教訓是深刻的。
一、強化初級黨校建設勢在必行
1955年1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初級黨校工作會議。會議總結了建設具有中國共產黨特色的黨校的曆史經驗，並提出今後辦好初級黨校的任務、方針、政策和措施。中共中央於1956年2月1日發出了《關於加強初級黨校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由於全國農業合作化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加速進行，工業建設的迅速發展，為黨的建設提出了許多新情況和新課題，客觀上要求黨的各級黨校充分發揮其在黨的思想建設和理論建設中的特殊的不可取代的作用。因此，必須采取有效措施，使黨校工作進一步提高，使之逐步走向正規化，以進一步適應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需要。這就揭示出強化初級黨校建設的客觀必然性。同時，《指示》還對初級黨校的培訓、輪訓對象、課程設置、教學方針、教員配備、教學方法及學員成績考核等問題均作了明確規定，為強化初級黨校建設指明了方向和提供了強有力的政治保證。
遵照黨中央和山西省委的指示精神，長治市委對市委黨校的建設十分重視，列入市委的議事日程，定期和不定期地召開專門會議研究黨校工作。1956年，市委做出《加強市委黨校建設的決定》。將黨校由以時事政策教育為主的短期訓練班轉為以講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基礎理論為主的初級黨校。這一決定對確定黨校的性質、建校方向、教學方針和強化黨校各項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為了加強對黨校的領導，1956年至1957年，市委委派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李煥文兼任黨校校長。黨校副校長劉蓬生同誌因工作需要調離黨校，市委立即決定提升教育長李達人為副校長，具體負責學校日常工作，進而強化了“以教學為中心”的全校各項工作的領導。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初級黨校工作的指示》，初級黨校領導體製實行黨委製（即黨委集體領導下的校長分工負責製），一切有關黨校的重大方針、政策和行政、後勤工作中的重大問題，都要經黨委會集體討論決定，然後由黨校領導（主持黨校日常工作的副校長）負責抓落實。實踐證明，這種領導體製是與當時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迅速發展的形勢相適應的。因此，對強化黨校建設，促進黨校各項事業的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這時，全國的經濟政治形勢對黨校教育事業的發展也是非常有利的，可以說是強化黨校建設的良好機遇期。我國經濟發展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情況很好。到1956年底，“一五”計劃主要指標均提前完成，為加強黨校建設提供了物質基礎。1956年1月，黨中央召開了全國知識分子會議。毛主席、周總理先後到會講話。毛主席指出：“技術革命、文化革命沒有知識分子是不行的，中國應當有大批知識分子。”周總理也指出，中國知識分子大部分“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應該改善對於知識分子的使用和安排”，“給他們以應得的信任和支持”，“給以必要的工作條件和生活待遇”。隨後，黨中央又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既促進了我國科學文化教育事業的繁榮，又極大地推動了廣大幹部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自覺性。4月，毛澤東同誌發表了《論十大關係》的重要講話。這個講話以蘇聯經驗為借鑒，全麵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初步經驗，製定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科學地論述了革命和建設實踐中遇到的許多重大問題，首次提出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曆史性課題。9月，我們黨又召開了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製定了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全國、全黨的這種大氣候、大環境，既對黨校的教育事業提出了新任務，規定了新的教育內容，也促進了黨校教育事業的全麵發展。長治市委黨校抓住機遇，積極發展，振奮精神，努力工作，在強化初級黨校建設方麵進行了大膽和有益的嚐試，市委黨校在探索中不斷得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