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去找這本書，卻發現它已經不見了。也許我將它借給別人了（不過自己記不起來做過此事），也許是將它送給我的哪一個孩子了。可是，它的損失好像非常奇怪，很有象征意義。並不是說它感覺到自己未受足夠的愛護因此而自行溜掉，不，不會有如此神秘的事情。隻是說，我無福消受此書。在我更長一些的生活故事當中，這本書的故事嘲笑我一直希望如願以償的歡樂結局。它堅持以真正的失落作為結果，這使我們格外珍視回憶這個不可捉摸的禮物。因為到最後，哪怕我所有的書都會消失，我仍然有可能在某個地方擁有它們，如果我的確認真地讀過它們的話。也許最後，書頁上的文字並不是真正的書，而隻是通往書的一道關口，這書在思想裏麵自行再創造，並一直持續到我們的肉身結束時。
在我靠近學校的空蕩蕩的房間裏，我經常一個人吃飯，而且還有隨心所欲地讀書的特權。因為隻有不停前進，才有可能真正拿回什麼東西，我仍然可以再次感覺到坐在廚房的餐桌上讀《海迪》，那本書就擱在有花朵圖案的餐布上，我的手握著那把已經發涼的沉重的舊銀叉。每逢我一個人吃飯和讀書時，都能夠找回上學和自立之前的那一份屬於我的情感的器具，還有使我們無法對一些書作出像孩子一樣反應的種種人生經曆。
盡管有哈佛經典叢書第17卷的教訓，我還是禁不住努力補償自己的損失。母親故世後，我和姐姐翻找她的遺物，發現了那台舊絞肉機。對它的原始模樣，我們放聲大笑起來，回想起那一堆堆絞不完的肉。“我們拿這東西怎麼辦呢？”我們找不到它的用途，因此就扔掉了。太匆忙了，因為後來，我帶著極大的遺憾回憶起它來。然後又有一天，我突然在科德角的戶外跳蚤市場上看到了一模一樣的一台。我親愛無比地拿起它，幾乎就被它的重量壓彎了腰。我為此付了一筆多得荒唐的錢。搬回家後，我也不知道拿它怎麼辦。我還沒有準備使用它，它還沒有到可以進入雕刻王國的程度。我把它放在儲藏室裏，現在還在那裏放著。有時候經過的時候，我會對它點頭問候。我喜歡想，也許它正好就是母親以前用過的那一台，她有時間和耐心的時候，曾允許我用過它。
就在最近，通過另一份寧靜之禮，我還找到了《卡爾維爾奇跡》的一道痕跡——在《紐約時報》裏。除開眾多其它地方之外，這份報紙是我兒時一切閱讀活動的媒介。我隨便翻閱報紙，突見正版有一片文章，報告說，吉利斯·龍·漢森氏疾病中心，也就是外界所知的卡維爾，不久有可能關閉。裏麵隻剩130名病人了，其中大部分都是老年人，而且早就沒有接納新病人了。該文描述過卡維爾早年的生活。我早年所知像寄宿學校的地方，感覺更像是一座監獄，裏麵的病人真的是被人奪走了自己的精氣：如果他們不願進去，警察或者獵狗就會強行趕他們進去。病人終生囚禁於此，受嚴格的控製，包括兩性隔離。“病人不允許投票，亦不得婚娶，寄出的信件都必須經過蒸汽消毒。跑出去的人會被人戴上手銬押回來。在這裏懷孕的年輕婦女不允許保留她們的孩子，也不允許碰它們。”隨著時問的推移，條件慢慢寬鬆一些了，因為研究成果慢慢揭開了漢森氏疾病的神秘麵紗：一方麵，它的傳染力並非特強。今天，如同當初在卡拉帕帕山一樣，盡管有非常殘酷的回憶，可是，那裏的居民卻並不急著離開那裏，離開那個成了他們惟一的家園的地方。
接受采訪的人之一是貝蒂·馬丁，它是《卡維爾奇跡》的作者，跟她的女主人公一樣，她也跟另一位病人結了婚。他們經由鐵籬上的一個洞口跑掉了，但後來又跑了回來，為的是要接受更多治療。貝蒂·馬丁的生活在文章中有所描述，並不是我從書中回憶出來的那個樣子。也許，她從一個作家的角度編造了所有那些過程。也許是我編造了一切，我的記憶出了問題，編造了她的那本書：這會使我成為那本書的共同作者，因為這本書根本就不存在。另外，一種想象出來的生活秘密的共享者，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比在我的童年時代更值得回味。
我不停地等待，在那篇長文的各處等待著，希望哪一處會提到照亮過我想象力的那本書，可是，它永遠也沒有出現。到今天，貝蒂·馬丁仍然還是貼著麻瘋病人而不是一位作家的標簽。哪怕貝蒂·馬丁這個名字，也都與她多少年以來許多次的每月血液檢測聯係在一起，但那不是她原來的真名。她對記者說：“來到這裏以後，我們都把名字改了，為的是要保護我們的家人。”名字都給抹去了，生活受到挫折。可是，書卻留存下來。
多年以前開車做一個長期旅行時，後座上的孩子們一刻也不安份，一個7歲，一個4歲，我們能夠做的汽車旅行遊戲也做完了。我發現母親的辦法出現在我的腦海裏，是基因，在軟弱無力的時候又出來表達自己了。可是，車裏沒有可以縫紉的東西，我的女兒們也不懂做針線活兒。她們永遠也不必再去縫圍裙和帽子，而隻是做木工和金屬活，並且往家裏拿回一些奇形怪狀的盒子，做什麼用途你永遠也不明白。“為什麼不教她讀書呢？”我突然對大些的女兒說，根本就沒有想這話有什麼意思，隻是說這將會是個長期的活動，當然比汽車旅行長些。幾分鍾後，把墊板和鉛筆給她們以後，我聽到她在解釋“at”這個類別的音，比如cat，rat，fat和hat。（為什麼總是從“at”開始的呢？因為cat，rat和hat童謠中更突出嗎？）又開了幾公裏之後，到了“an”和“it”“ot”和“et”這些類。這樣一來，較小的那個女兒就踏上了一個危險的旅程，她跨過的那些橋永遠不可能再次去跨越了。孩子們離家去探尋自己的命運時，我隻能跟一些母親一樣在旁邊看著，知道從現在起，她的冒險會超出我的視野之外，我既不能跟著，也不能夠保護她。書寫的文字引導她外出，就像卷走了多籮茜的旋風一樣。
關於閱讀，我有可能會給她一些好的谘詢，可是，我自己還得先找到好的意見才行。正如一個又好笑又嚴肅的商業廣告片過去經常對我們所說的一樣，每一種酒都有它自己的機會，每一本書也都有它自己的時機。有些書，我們最好是年輕時讀，因為它們的時代會與我們的時代一起流逝。並不是說它們是些兒童書；對於真正的讀書人來說，那種指定是非物質化的，甚至是隨意的。《小婦人》我讀了好幾次都放下了，沒有對我假定的內在童心產生任何舒適的共鳴。它提供了同樣經久不息的一些優良品質，這在任何時候都是一樣的：塑造出人物性格的命運誘惑，還有一種和諧的個人進化眼光。書不會令我們失望，我們當然也不可能讓它們失望，因為它們都是些童話故事：比如安德魯·布勒東在《超現實主義者宣言》中呼籲人們為成人寫一些童話，他寫道：“人的技能不會發生突變。恐懼、不平常事物的吸引力、機會、對超常事物的一種品嚐，這些都是一些辦法，我們可以信手拈來而無欺騙之虞。”
我們真的留下來的，倒的確是半信半疑地掌握在手中的、半清醒的世界範式，過去就是靠碰運氣。如果我因為一本書正合我們對世界的試探性看法而喜歡它，那我們對這本書的愛就會因為我們的看法轉變而煙消雲散。我直到高中才認真地看待海明威的作品，當時，我還就《喪鍾為誰敲響》寫了一篇深刻的文章。自那以後，學習海明威的寫法以及模仿他的作品就成為校園時尚和年輕作家們的潮流。可是，在我看來，海明威本人就是一個無法比擬的笑料。更悲慘的損失是《夜色溫柔》，它一舉贏得我18歲的心。誘人是費茨傑拉德的拿手戲，而18歲的青少年是最容易引誘的。約20年過後，我認為到了再看其作品的時候了。《了不起的蓋茨比》一點也沒有變，這令人高興，至少我與它的關係還是沒有變的。可是，某種奇怪的核變超過了《夜色溫柔》，我無法讀完那本書。它已經成了一串可笑的泡泡。當然，並非如此，隻是我已經失去了讀這本書所需要的誇張的浪漫精神。我對這本書並無惡意。我希望誇張的浪漫主義精神仍然在別的某個地方張揚起來。
雖然我因為對原著並非正當有理的忠誠而回避觀看《心是孤獨的獵手》這部電影，可是，我不能夠說自己又重新讀過卡森。麥克紐爾的著作。我擔心會感覺到某種沮喪，正如一個人以中年人的眼睛無意間看到自己年輕時照得特別好的一張照片。想象一下其中的滋味吧。並不是說，我會發現她的書不那麼有價值，而隻是說當時如此令人感到壓抑的年輕，如此多地因為青年時代的哥特式陰沉、狂躁和過多的放縱而顯得重要。為什麼要以我今天更挑剔的閱讀眼光來冒犯所有這些東西呢？毫無疑問，那哥特式的陰沉屬於我自己，那少年時代的狂躁也屬於我自己，還有它們微紅的餘燼，這些都是我無意去冒犯一下的。我有可能超過它們，但沒有理由排斥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