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知識論的演進史，不同時代的學者們對知識與知識對象的這種關係進行了“接力賽”式的探索。自從啟蒙時代開始，知識一度被看作是對知識對象的直接、客觀的反映，自然科學因其實證性、嚴密性等被作為知識的典範，就是傳統知識論者對知識所持的信念。德國古典哲學知識論者，雖然仍遵循傳統知識論的基本觀點，追求類似於自然科學的那種精確的、確定的、具有實證性的知識，但康德對傳統知識論模式的基礎進行了改造，將知識限定於現象，認為“知識”是人們借助於先驗的範疇（形式）整理“現象”的結果，“知識”出於主體的理性構建，因而是與認識對象的本質全然無涉的東西。這樣，康德通過確認認識主體的能力和認識的範圍，通過“為自然立法”的理性的中介，充分肯定了主體性對於知識的意義，使主體性在知識論中獲得了合法性的地位，從而超越了傳統知識論的“本質主義”，轉向“現象主義”的知識論。分析哲學知識論者，通過語言的“批判”對形而上學進行超越，由“我們如何認識世界”轉向“我們如何表述世界”的語言和邏輯領域。如語言哲學學者認為，在對象世界、意義世界（思想、觀念世界）之間還有一個語言世界、符號世界，思想反映對象，符號表達思想、指稱對象。語言符號係統既是人們認識對象世界的基本工具和手段，又是人們表達認識結果的工具和載體，不能離開語詞即符號世界去討論知識論問題。而語言符號世界既是一個語言邏輯的世界，又是一個主客間約定的、可公度的、具有公共性的主客間性的世界。在海德格爾看來，語言與真理是密切相關的，“語言是存在的家”，語言的根本意義在於存在的揭示和敞亮，此在通過語言使存在得以顯現，真理的本義是“解蔽”，而真正原始的語言正是“存在的澄明”。在皮亞傑的發生認識論中，知識的首要問題不再是傳統知識論中的主體和客體何者是第一性的、何者是認識之源的問題，而是主客體之間相互作用時中介的建構問題。辯證唯物主義知識論者則通過實踐的“批判”，克服了傳統知識論的思辨性、直觀性、機械性以及不可知論，轉向以實踐為基礎和中介的、知識與知識對象具有主客間性的辯證知識論。
固然，提出知識隻是在實踐場域內客體間相互作用過程中呈現出來的“現象”和“規律”，而且這些知識必然包含主體性的成分，並不意味著可以懷疑乃至否認知識對象的客觀實在性，也不意味著可以懷疑乃至否認科學知識或理論的客觀有效性。因為，當人們把實驗儀器等認識工具看做是主體的一部分時，也需要看到實驗儀器等認識工具所包含的物質和能量也是一種客體。此外，正像人們沒有理由談論量子客體本身的獨立運動或自在屬性一樣，人們同樣也沒有理由認為在實驗儀器等認識工具與量子客體的相互作用中所呈現出來的“現象”和“規律”沒有客觀實在性。因為，在實踐場域中人們把客體間相互作用納入到自己可理解、可觀測的方式中，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可以任意地左右客體間相互作用的結果。同樣，這些現象和特征（如粒子性、波動性等），由於它們發生在實踐場域內，因而可以被理論、語言所規定和理解，但它們決不僅僅是理論、知識的產物。在實踐場域中，人們通過一係列實驗安排預設了從觀念上接收和詮釋可能發生的現象的話語方式或概念係統，但當實踐場域中呈現出的現象或特征與詮釋它們的理論語言或概念係統發生衝突時，一般不能改變這些現象或特征使之適合於理論，而隻能改造或變革理論以更好地詮釋這些現象和特征。而且隻要這種理論、知識能夠用數學的、概念的和邏輯的方式或對在實踐場域內客體間相互作用中呈現出來的全部現象作出完備的解釋，或對可能發生的現象作出準確的預測並使預測在進一步的實驗中得到證實時，就是客觀有效的。
由此可見，知識是主客體在個體活動基礎上雙向作用的結果，在這個獲得知識的過程中，主體與客體任何一方都不占有第一性的決定性優勢，而是以個體活動、中介性地處於開放性的動態格局中，知識與知識對象在這種開放性的動態格局中運演著主客體的同化、順應和自我調節的主客間性的辯證關係。有了這樣的認識，大學師生就能更好地把握認識活動，更好地理解當今時代自己的使命、權力和責任，從而更好地投入到為知識創新而進行的探究、學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