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黃巾起義和東漢統治的崩潰
東漢王朝經曆十二個皇帝兩個統治未到一年的皇帝未統計在內。近二百年。
東漢的開國者劉秀，出身貴族官僚地主家庭。他是漢高祖劉邦的九世孫，曾祖、祖父、父親曾做過郡縣長官。劉秀本人還是一個大商人地主。東漢的“開國功臣”，很多也出身於大地主家庭，如鄧晨、李通、鄧禹、寇恂、耿純、劉植等，他們不是世代高官，就是“鄉閭著姓”。東漢政權建立後，朝廷的重要官員就是從這一類人中選用的。
這一情況與西漢不同。西漢的建國者多為“布衣之士”，即較為貧寒之人。劉邦出身自耕農，做過地方小吏。他手下的重要將相也多出自下層，如蕭何、曹參、周勃、陳平等，不是縣級小吏，就是小手工業者或自耕農。
盡管西漢和東漢政權在實質上都是維護地主階級利益的，但東漢政權一建立，就表現出維護豪強大地主利益的特點。和帝時，竇太後臨朝聽政，廢除了鹽鐵官營製度，這對商人地主更為有利。因此，大地主勢力在東漢一代得到迅速發展。如貴族地主濟南王劉康，有田八百頃，奴婢多至一千四百人。官僚地主鄭泰，有田四百頃。不做官的豪民地主（包括商人地主）的勢力更有明顯發展。東漢後期的思想家仲長統在《昌言》中曾概括指出：他們“占據著大片而肥沃的土地，居住著富麗堂皇而又眾多的宅院，蓄養著成千的奴婢，役使著上萬的徒附（類似農奴的依附農民），車船周遊四方，珍寶奇貨，很大的倉庫也裝不下”；“榮樂過於封君（王侯），勢力侔（音謀，móu，相等）於守（郡守）令（縣令）。”各類地主勢力的發展，意味著廣大農民的土地不斷被兼並，自耕農不斷淪為佃農、雇農，身份不斷降低，有的甚至淪為奴隸。
東漢後期，政治腐敗，統治集團內部出現了外戚和宦官之間頻繁的鬥爭。外戚或宦官操縱政權，是封建專製主義政權形式下的一種現象，但不是任何時候都如此，還需要有其他條件。外戚是皇帝的母族、妻族，他們可以利用太後、皇後的關係控製朝政。當年幼的皇帝即位以後，皇太後往往依靠自己的父兄處理政事，讓他們擔任重要官職，把持軍政大權。皇帝長大以後，同專權的外戚就發生矛盾，怎麼辦呢？他們往往依靠服侍自己的親近——宦官（即太監），把外戚勢力搞掉，這樣宦官又攫取了大權。等到這個皇帝死後，另一個母後及其父兄又選立幼小的皇子做皇帝，把持政權，又出現外戚專權的局麵。幼小的皇帝長大後，又依靠宦官打擊外戚。於是就出現了外戚和宦官交替執政的局麵。他們結成互相對立的兩個集團，彼此勾心鬥角，傾軋爭奪，非常激烈。大體上，在桓帝劉誌（147年—167年在位）及以前，是外戚勢力居優勢，桓帝末年和靈帝時是宦官勢力居優勢。不管哪個集團得勢，他們都是任意侵奪土地，盤剝人民，可以說是一丘之貉。
桓帝時，外戚梁冀（他的妹妹一個是順帝皇後，一個是桓帝皇後）任大將軍，他憑借政治特權，侵占京師洛陽周圍近千裏的地方，作為林苑，供自己遊玩，又修了一個“兔苑”，占地數十裏。有人不知禁忌，誤殺苑中一隻兔子，就有十餘人被牽連慘遭殺害。他還派出大批爪牙到各地敲詐勒索，聚斂珍寶，甚至強迫幾千貧苦農民做奴婢，還詭稱這些奴婢是“自賣人”。他的親戚、黨羽布滿朝廷和各州郡，“威行內外”。官吏要想升遷，先要向他行賄，上任後再瘋狂掠奪老百姓撈回來。梁冀掠奪的錢財多得驚人。後來，桓帝聯合宦官捕殺了梁氏一門，沒收他的財產，拍賣的價值竟達三十多億錢，相當於東漢政府當時一年“賦稅收入的一半”《後漢書·梁統列傳》附《梁冀列傳》。從這個數字裏，可以想見勞動人民遭受到的是什麼樣的剝削。
單超、具瑗、唐衡、左悺（音貫，guàn）、徐璜等五個宦官因誅滅梁氏有功封侯，世稱“五侯”，朝廷大權又落到宦官手裏。宦官的貪暴，同外戚相比，隻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收養子，搶美女，“競起第宅，以華侈相尚”。他們的兄弟、姻戚都被安插到各州郡充任長官，大肆掠奪，“虐遍天下，民不堪命”。人民痛恨他們，稱徐璜為“徐臥虎”，稱左悺為“左回天”（指權勢之大，有回天之力），稱唐衡為“唐雨墮”（指殘害百姓，流毒像下雨一樣遍於天下）。桓帝和靈帝劉宏（168年—189年在位）時期的大宦官侯覽，也是一個貪得無厭的家夥。他公開霸占民田一百一十八頃、民宅三百八十一所。他仿照皇宮修建了豪華邸宅十六區，每區都有樓閣、亭台、池塘。他還派人到處攔路搶劫，擄掠婦女，挖掘墳墓掠取寶物。他的哥哥侯參做益州刺史，倚勢搜刮了一億錢，金銀、錦帛、珠寶裝滿三百多車。靈帝時期的宦官張讓、趙忠等，搜刮民脂民膏更加凶殘。他們的“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靈帝常說：“張常侍（張讓）是我父親，趙常侍（趙忠）是我母親。”《後漢書·宦者列傳·張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