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勢力的發展，損害了統治階級內部其他集團和勢力的利益，又引起了新的矛盾和鬥爭。
專製主義中央集權國家的官僚機構（在中央有“公”官、“卿”官，在地方有郡官、縣官），從秦朝開始建立，逐漸擴大，到東漢時形成了龐大的官僚隊伍，並且產生了世代在中央和地方做高官的世家望族，如汝南袁氏、弘農楊氏等。東漢時期作為官僚後備軍的太學生（在當時最高學府太學學習的學生），也不斷增加，桓帝和靈帝時期已達三萬人。
宦官集團把持朝政，阻礙了一些官員的升遷，堵塞了一些太學生的仕途。同時，由於政治黑暗腐敗，引起社會矛盾的激化，加深了東漢統治的危機。官僚（主要是其中的耿直派）和一些太學生便抨擊宦官，議論朝政，要求改善政治，有的則利用手中的一部分權力打擊宦官的黨羽。如大宦官張讓的弟弟張朔是野王縣令，貪殘犯法，逃匿張讓家中，司隸校尉（掌京師地區糾察）李膺派人到張讓家將張朔捕獲處死。杜密任北海相（國相，相當於郡守）、劉祐任河東太守，也都剪除了所屬縣令中的一些宦官黨羽。由於耿直派置個人生死於度外，正直敢言，與宦官集團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主張政治清明，被稱為“清流”，與之相對立的宦官勢力，則被稱為“濁流”。這種情況，引起了宦官的不滿和恐懼。他們依靠皇帝的權力打擊官僚和太學生，主要是其中的耿直派，有的被殺害，有的被禁錮（音固，gù）終身，不得為官，終於釀成了曆史上有名的“黨錮”事件。
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宦官指使人上書誣告李膺等“共為部黨，誹訕朝廷”。桓帝便將李膺等二百多所謂“黨人”下獄治罪（有的逃遁）。這是第一次“黨錮”事件。第二年，雖然把這些“黨人”赦免回家，但禁錮終身，不得做官。這一年桓帝死，靈帝（十三歲）繼位，竇太後臨朝聽政，外戚大將軍竇武和太傅陳蕃合作，打算消滅宦官勢力，結果為宦官所殺。169年，宦官又奏捕“黨人”李膺、範滂等百餘人入獄。他們相繼死於獄中，被牽連而死、徙、廢、禁的達六七百人。這是第二次“黨錮”事件。172年，宦官又一次逐捕“黨人”和太學生千餘人。176年，靈帝下詔，凡是“黨人”較近的親屬以及門生、故吏，全部免官禁錮。這是第三次“黨錮”事件。在三次“黨錮”事件中，不少主張改善政治、緩和階級矛盾的“清流”官員和知識分子被殺或禁錮終身。“黨錮”事件表明東漢政治危機的加深。
桓帝時期，東漢政府加在人民頭上的苛捐雜稅不斷增加。如口賦（人頭稅的一種）改為從一歲繳納（過去是從七歲開始），田稅則一畝加十錢。靈帝更是一個貪財如命的家夥，他專門在西園（皇帝行宮）建造了一座“萬金堂”，把國庫中的大量民脂民膏，據為己有，積貯在這裏。他還親自到河間“買田宅”，以“為私藏”。為了搜刮更多錢財，他甚至把各級官爵定出價錢，公開拍賣。如規定二千石的官職（如郡守）為兩千萬錢，“公”（如“三公”官）為一千萬錢，“卿”（如“九卿”官）為五百萬錢（地方官比朝官貴，是因為任地方官便於直接搜刮民眾），關內侯為五百萬錢。定價之外，還看求官者的身份和財產狀況，靈活掌握。如名士崔烈半價（五百萬）買個司徒，宦官曹騰的養子曹嵩買太尉就出錢一萬萬，比定價貴十倍（司徒和太尉都是“公”官）。有錢的可以現錢交易；暫時無錢的，可以賒欠，任官後要加倍付給。不僅如此，靈帝對那些沒有花錢買官的地方官，還以助軍和修宮室的名義，要他們向西園繳納若幹錢（多者幾千萬，少者幾百萬）。少數清正的地方官不滿意這樣做，有的辭官，有的被逼自殺。如巨鹿太守司馬直上任時，被攤派納錢三百萬，這個數字比較起來不算多，但司馬直不快地說：“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後漢書·宦者列傳》。便稱病辭官，皇帝不許，乃服毒自殺。在這種情況下，不論是買官的人，還是被硬性攤派的人，上任後都千方百計地搜刮人民，一個個都成了“視民如寇仇，稅之如豺虎”的貪官汙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