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督農楊敏在背後說蔣琬“做事昏憒（音愧，kuì，糊塗），不及前人（指諸葛亮）。”有人把這話報告了蔣琬，主管官吏還主張懲辦楊敏。蔣琬說：“我確實不如諸葛丞相，不要計較追究這件事。”《資治通鑒》卷七十四。後來楊敏因犯別的罪被捕入獄，人們都以為他活不成了。但蔣琬心地坦然，並沒有因他以前的言論而加重處罰他。
蔣琬這種態度，對維持蜀漢內部的團結起了不小作用。
費禕雖然也注意團結人，但對從敵人方麵投降過來的人則過於相信，喪失了應有的警惕。253年，在一次宴會上，他被魏國投降過來的郭循刺殺。
蔣琬、費禕對“慶賞刑威”等大事的處理，非常嚴肅認真，雖然有時“自身在外”，都能“遙先谘斷，然後乃行”《三國誌·蜀誌·費禕傳》。就是經過谘詢征求意見之後，再做出斷決，最後執行。兩個人互相信任，合作得很好。
劉禪生長於深宮，為人懦弱，不懂政事。諸葛亮死後，他年紀逐漸大了，仍然不理政事，整天在後宮裏吃喝玩樂。時為太子家令的譙周上疏勸劉禪，在“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關心政事。“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舉修先帝所施，下為子孫節儉之教。”《三國誌·蜀誌·譙周傳》。宦官黃皓，善於投其所好，劉禪很寵信他。但侍中董允是個正直大臣，他抵製黃皓，使其不能過於胡作非為，地位也沒有得到升遷。“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三國誌·蜀誌·董允傳》。
在外交方麵，諸葛亮死後，吳蜀兩國的聯盟關係雖然出現了一些不信任和猜疑，但由於諸葛亮在世時打下了基礎，這種聯盟關係仍然維持著。
234年，諸葛亮剛死，吳國顧慮魏國趁蜀國微弱時攻取蜀國，就增加了在巴丘（今湖南嶽陽市）的兵力一萬人，一來打算用他們作為援救蜀國之用，二來打算讓他們參與對蜀國的瓜分。蜀國得知消息後，也增加了在永安的守軍，以預防突如其來的變故。並派參軍右中郎將宗預使吳。當宗預出使吳國時，孫權問宗預：“東吳與西蜀好比一家，而我聽說西蜀另外增加了白帝城的守備力量，這是為什麼呢？”宗預回答說：“我認為，東吳增加巴丘的防衛，西蜀增加白帝的守備，都是適應形勢的需要，都不足以彼此相問。”《三國誌·蜀誌·宗預傳》。孫權大笑，稱讚宗預的坦率耿直，對宗預的敬重僅次於鄧芝和費禕。
延熙四年（241年），西蜀的蔣琬在給劉禪的上疏中說：“與吳國相約兩三次，接連未取得進展，前進後退都很困難。”《三國誌·蜀誌·蔣琬傳》。埋怨吳國未全力踐履盟約。244年，東吳的步騭、朱然上疏孫權，懷疑“蜀國想背棄盟約，跟魏國勾結”，孫權認為西蜀不可能這樣做，說：“我們對待蜀國不薄，聘問贈送禮品，結盟立誓，沒有做對不起他們的事，關係怎麼會惡化到那種地步呢？我以破家擔保，蜀國決不會與魏國勾結。”《三國誌·吳誌·吳主傳》。孫權很有政治頭腦，他了解在蜀漢掌權的蔣琬是貫徹諸葛亮既定方針的人物，是不會破壞吳蜀聯盟而與魏國勾結的。
不久（約在247年），屯騎校尉宗預奉命又一次出使東吳，致以友好之意。臨別時，孫權握住宗預的手，流著淚說：“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複相見！”《三國誌·蜀誌·宗預傳》。孫權贈送宗預大珠一斛。延熙十四年（251年），樊建以校尉的身份出使東吳，這時孫權已經病重，不能親自接見，便問諸葛恪說：“樊建與宗預相比如何？”諸葛恪回答說：“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三國誌·蜀誌·諸葛亮傳》附《董厥傳》。
盡管吳蜀聯盟關係出現了一些不協調的跡象，但這種關係在蔣琬、費禕掌政時期，維護得比較好，並未遭破壞，而且一直維持到263年蜀漢滅亡。
在軍事方麵，總體上對曹魏采取守勢。開始時，蔣琬認為諸葛亮伐魏的進軍道路艱險，糧運困難，想改變諸葛亮的北伐路線，用水軍由漢、沔襲擊曹魏的魏興、上庸，但許多將領不同意他的意見，蔣琬也就作罷。但在北伐主力軍的駐地上則有所改變，即由漢中改為涪城，漢中則成為前鋒的據點。以王平為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漢中。蔣琬自己則從漢中還駐涪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