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窯燒瓷地點在今河北省曲陽縣澗磁村及東西燕山村，曲陽縣宋屬定州，定州是曲陽瓷器的集散地。定窯白瓷對後代瓷器有很大影響。
事實上，在定窯主要產地的澗磁村，從唐代開始，便已經製作出一種和宋代白瓷相當接近的產品了。當時唐代澗磁村的產品，大致可以分為3種：第一種為日用粗瓷，器形有碗、盤、托盤、注子、盆、三足爐和玩具等，在風格上，器沿均折成唇邊，豐肩，平底或玉璧式底。它們一般胎骨厚實，斷麵較粗，胎色灰白，燒結良好，與唐三彩胎骨有較多相似處。第二種是較小件的裝飾用品，如各式盞托、葵瓣口盤、獸形曲柄壺等等。器物的胎比較薄，斷麵較細而胎色潔白。第三種，胎質更加細膩．胎色略為發黃。有部分作品為了取得潔白的效果，在胎體上先施一層白色化妝土，再罩以透明的玻璃釉。其實就材料與燒製方法而言，第三種唐代澗磁。村白瓷與宋代定窯白瓷相比，除了紋飾的造型而外，其他方麵已經沒有什麼不同了。
至於在不同時代器足的處理上，亦與器形的變化有一定的相關性。以碗為例，唐代早期定窯的碗大多平底淺身，胎質厚重。唐代後期碗身多為45度斜出，碗身較淺，寬圈足，胎薄而裏外施釉。以上這種風格一直到五代宋初，圈足製作才更加精致，口沿的造型也由直口變為唇口。到了宋代中期，不但圈足細致，器壁也由45度的直線形漸變為略呈弧狀的曲線形，同時在裝飾技法上也有了很大的轉變。
本來定窯白釉器在五代之前都是光素無紋的。直到北宋初年的時候，定州澗磁村與東西燕山村的窯工們，一方麵在胎釉的製作上吸取了邢窯白瓷的精華，一方麵又習得唐末五代越窯的劃花裝飾技法，這樣一來，可以說是繼承融合了唐以來南北兩大名瓷的風格與優點。定瓷早期刻劃花以蓮花紋最為盛行，纏枝菊紋次之。另外也有在一件作品上同時出現菊花纏枝花與蓮花紋的。
定窯白瓷裝飾有刻花、劃花與印花三種。刻花裝飾南北方瓷窯大都采用，是宋代早期瓷器的主要裝飾方法。定瓷早期刻花，除蓮瓣紋外，還與纏枝菊紋在一件器物上同時出現的布局很不諧調，這應看作是一種新裝飾工藝還處在初期階段的表現。刻花裝飾興起之後，又盛行刻花與篦劃紋結合的裝飾。所謂篦紋就是一種類似梳子刮過的痕跡，作法是先在折沿盤的盤心部位刻劃出折枝花或纏枝花的輪廓線然後在輪廓內用竹梳刮一下，就出現了很自然的複線紋。裝飾紋樣以雙朵花為常見，或左右對稱，或上下呼應；有兩花並放，有一花盛開，一花含苞待放；也有蓮花、荷葉兩枝交錯並出，布局富有變化。定窯刻花器還常常在花果、雲龍等紋飾輪廓線的一側劃以細線相襯，以增強紋飾的立體感，也使主題更加突出。
北宋中期，定窯的窯工們將金銀器的模造技法和緙絲織品的圖案花，以及白瓷的燒造技術結合在一起，發展成一種獨特的風格--印花，從此印花技法對我國南北瓷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到北宋晚期，印花技法完全成熟。紋飾多在盤碗的裏部，布局嚴謹，層次分明，線條清晰，密而不亂。這些都是它的特點。因此，定窯印花瓷器在宋代印花白瓷中最有代表性，對南北瓷窯有較大影響。白瓷的印紋，多在盤碗的內部。
定窯印花題材以各種花卉最多見，動物、禽鳥、水波遊魚紋等也有一定數量；嬰戲紋則比較少見。花卉紋又以牡丹、蓮花多見，菊花次之。布局采用纏枝、轉枝、折枝等方法，講求對稱。在敞口小底碗內印三或四朵花卉，碗心為一朵團花，有四瓣海棠花、五瓣梅花和六瓣葵花，不同於北方青瓷隻一種團菊。禽鳥紋的孔雀、鳳凰、鷺鷥、鴛鴦、雁、鴨多與花卉組合，如孔雀多與牡丹組合在大盤的裏部有4隻飛翔的孔雀，孔雀之間刻一枝牡丹相隔，盤心配以鴛鴦牡丹。整個紋飾如一幅布局嚴謹的織錦圖案，鷺鷥、鴛鴦則多與蓮花組合。印花龍紋標本在窯址散布較多，印龍紋的都是盤，盤裏滿印雲紋，盤心為一矯健的蟠龍，龍身盤曲首尾相接。1948年澗磁村法興寺遺址曾出土過這種印花雲龍絞盤10件其中6件流散到國外，其餘4件現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及上海博物館。流散到國外的一件底部劃刻有“尚食局”3字銘文從中可知這類器物是北宋宮廷裏的專用品。北宋晚期，絲織品上盛行嬰戲紋，定窯印花器中也有嬰戲紋。窯讓出土標本和傳世品中有嬰戲牡丹、嬰戲、蓮花、嬰戲三果和嬰戲蓮塘趕鴨紋等。其中嬰戲三果紋比較少見，三嬰三果間隔排列，纏枝布局。三果為桃、石榴與批把，三嬰姿態不同，雙手均搖樹枝，一騎於枝上，一坐於枝上，一立於枝上，赤身露體肌肉豐滿可愛；此種紋飾布局其他瓷窯未見。
至於在燒造技術方麵，在北宋中期由於產品的需求量大增，當時的窯工們為了增加窯的燒成量，以節省燃料，開始使用覆燒法。覆燒是末代定窯瓷器的裝燒方法之一，是把盤碗之類器皿反過來燒，因此稱為覆燒。這種燒法對北方及江南地區青白瓷窯有很大影響。事實上，在使用覆燒法之前，盤碗都用普通匣缽裝燒，即一件匣缽隻裝燒一件器物，用覆燒法之後，改用墊圈組合的匣缽取代普通匣缽，每一墊圈的高度，隻占普通匣缽高度的五分之一，因此用同樣的窯爐，耗費同樣的燃料，可以得到近5倍的產量，因而覆燒方法得到普遍推廣。但是由於使用覆燒法，也使得器口不能施袖，而出現口部無釉的缺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