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杜牧(803—853)字牧之,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大和二年(828)進士,後來長期在各方鎮為幕僚,武宗會昌以後,曾任黃州、池州、睦州刺史,大中年間回長安任職,官至中書舍人。有《樊川文集》。
杜牧出身於一個世代為官的家庭,他的祖父杜佑,為三朝宰相兼名學者,著有《通典》二百卷。這種出身是杜牧一直很自豪的,對於他的人生理想也很有影響,他在《上李中丞書》中說,自己關心的是“治亂興亡之跡,財賦兵甲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他曾寫過《罪言》、《論戰》等有關政治、軍事的論文,曾注過《孫子》十三篇,還多次引古論今地給當政者寫信議論政治、軍事方略,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郡齋獨酌》)。可是,就算他真有管仲、諸葛之才,也未必能把唐王朝這件千孔百瘡的衣裳補好了,何況他在中進士後十年時間裏,大部分時間都在幕府沉淪下僚,直到四十歲才當上州官。因此,他時常又感到失望,四十四歲時在池州刺史任上,還發出“為吏非循吏,論書讀底書”(《春末題池州弄水亭》)的牢騷,任州官以前,更是以落魄公子,風流文人的身份,流連於酒市妓樓。所謂“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遣懷》)式的放浪形骸,所謂“嗜酒好睡,其癖已痼”(《上李中丞書》)式的懶散頹廢,與他心中時時想參政治世的雄心壯誌,正好完整地表現了杜牧的心靈。
史學世家的遺風和對現實政治的關切,在杜牧那裏沒有機會像他祖父那樣施展於實際政務或曆史著述,卻在他的詩中形成一種深沉的曆史感。一些登臨詠懷之作,別人寫來大抵是流連山水,描摹自然,而杜牧寫來,卻常常融合了對自然、社會、曆史的感觸,總有一種傷今懷古的憂患意識,如《潤州二首》之一:
句吳亭東千裏秋,放歌曾作昔年遊。青苔寺裏無馬跡,綠水橋邊多酒樓。大抵南朝皆曠達,可憐東晉最風流。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聞吹《出塞》愁。
又如《題宣州開元寺水閣》:
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淡雲閑今古同。鳥去鳥來山色裏,人歌人哭水聲中。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台一笛風。惆悵無因見範蠡,參差煙樹五湖東。
而另外一些詠史詩中,他的感觸就更為明顯了:
長空淡淡孤鳥沒,萬古銷沉向此中。看取漢家何事業,五陵無樹起秋風。(《登樂遊原》)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泊秦淮》)
前者喟歎朝代興亡變化,歲月倏忽變幻,後者感慨執政者的荒淫糊塗和世人的居安忘危,透過這些,我們看到他心底的悲涼。此外,還有不少詠史詩都很出色,最著名的如“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過華清宮》)諷刺天子的荒唐,“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赤壁》)感慨曆史變化的難以把握等等,都表現著他透過曆史對現實的關注。
懷古傷今,是不甘沉淪的社會責任感,也是家世門風的傳統和實現理想的動力所合成的力量在杜牧詩歌中的表現。然而,當時代的衰頹和自身的懷才不遇使他感到無可奈何時,他也常常以自我曠放來尋求解脫,希望有一種閑適的生活和恬靜的心境。在《湖南正初招李郢秀才》中他說:
行樂及時時已晚,對酒當歌歌不成。千裏暮山重疊翠,一溪寒水淺深清。高人以飲為忙事,浮世除詩盡強名。看著白芽欲吐,雪舟相訪勝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