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壽（1899—1978）清霍州直隸州靈石縣靜升村（今靜升鎮靜升村）人，原名王道福。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輯的《文史資料選輯》（第52輯）載有王子壽的文章《天津典當業四十年》，文中寫道：“筆者原名道福，山西靈石人，民國四年（1915年）16歲來津，在法租界‘公裕當’當學徒。兩年後‘公裕當’因受牽累倒閉，長江巡閱使張勳出資接辦，改稱‘鬆壽當’，我繼續在”鬆壽當“作學徒。1921年，張勳公館丟失‘珍珠蝴蝶鎖’，經我從‘永義當’查出。這一偶然遇合的事情，卻成為我在當行中發跡階梯。”
王子壽憑自己的精明才幹，幫張勳查找到價值6萬銀元的寶鎖，很快被推為“元亨當”經理，旋即轉任曹錕“公懋當”經理，同時兼任陳光遠經營的“德華當監理”。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山西幫在天津開設的豐恒號倒閉，華姓資東和經理王如英躲回太原，所欠曹錕“萬成當借息兩萬元，無力歸還”。曹錕大怒，給山西督軍閻錫山修書一封，並派王子壽到太原將“欠款全部索回”。王子壽領命赴晉，密托閻錫山說情減免，請太原警察局虛張聲勢，幫牛、王兩家湊錢免災，最後以還欠五千元了結。
抗日戰爭爆發，天津淪陷，日本軍部和北京日軍特務部多次派穀內嘉作召集京津等地典當負責人開“懇談會”，妄圖以“官商合辦”的形式“吞食”整個典當行業。為之，天津典當商人共商對策，公推時任天津特區質業公會理事長、當業公會會長的王子壽進京打探內幕。當時曹錕已死，“永聚當”歸屬其女曹成貞，吳佩孚老婆以義母身份監護。王子壽於是利用“永聚當”每月進京向監護人報告賬目的機會說明情況。吳佩孚老婆介紹王子壽與北京新民總會會長張燕卿的妻子會麵，提出所請。沒幾天消息傳來，軍部與穀內嘉作有矛盾，張會長還建議：“你們可以登報申明，不願合作，使穀內無機可乘。”情況明了，王子壽迅速返回天津，同行共議，一麵聘請法律顧問，一麵連續在《庸報》聲明：“寧願全體歇業，也不與任何外人合作。”從而打破了日方的陰謀。
王子壽不僅和商界朋友精誠合作，而且為共產黨人也是兩肋插刀。彭真、薄一波、張友漁等老一輩革命家，早年在京津一帶活動時常被特務跟蹤，王子壽所轄的商家就是最好的隱避場所，他甚至利用天津警備司令部的汽車，將被捕的革命誌士營救送出。
解放初，王子壽因私藏槍支判刑5年，“文革”中又受到衝擊，粉碎“四人幫”後，著名法學家張友漁致信天津市委，詢問王子壽政策落實情況，王子壽平反，並被選為天津市政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