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從茶花栽培的“小環境”看，這些被吟詠的茶花，全部植於庭院、樓邊、池旁，或宮殿，或官衙，或私宅，或寺廟，皆為人們居聚遊憩之處。因此，我們可以斷言：中國自1600年前的南北朝始，茶花已全麵地進入人工栽培階段，並成為人們觀賞的名花。
4．簡析四首茶花詩
這一時期的茶花詩作者，有皇帝、王妃，有官宦、文人，也有高僧、隱士。現選錄4首，予以簡析。
李白《詠鄰女東窗海石榴》詩曰：
魯女東窗下，海榴世所稀。
珊瑚映綠水，未足比光輝。
清香隨風發，落日好鳥歸。
願為東南枝，低舉拂羅衣。
無由共攀折，引領望金扉。
唐代詩仙李白(701～762年)的這首茶花詩，開頭二句即點出了花的主人“魯女”及花的位置是“東窗下”，並評價了花的名貴是“世所稀”。接著詩人說紅珊瑚映現在綠水之中，也不能與怒放的紅茶花點綴在綠葉之中“比光輝”，從而反襯出這“海石榴”花之美。值得注意的是這株茶花竟有“清香”，並在“落日”時還有“好鳥歸”宿。可以想見，這株茶花當是較大的已栽植多年的樹，所以鳥兒才來歸宿。末四句則是詩人“愛花及人”，表達了對這位“魯女”的思慕之情：願作向陽的樹枝去拂她的羅衣，還想與她共折花枝而伸著脖子望她的窗戶。
盧肇《新植紅茶花偶出被人移去以詩索之》詩曰：
最恨柴門一樹花，便隨香遠逐香車。
花如解語猶應道：欺我郎君不在家。
盧肇在會昌三年(843年)進士及第之前，猶獨住“柴門”之中，可見家境貧寒。但他極愛茶花。一日“偶出”，而“新植紅茶花”竟然“被人移去”，於是“以詩索之”。在詩的頭兩句就把茶花寫成女性之人，說自己“最恨”的事就是這“一樹花”，“便隨……香車(古代婦女所乘之車)”而遠去了。後兩句奇峰突起，說這花如能言語，還應該道：“(你將我移去)是欺我丈夫不在家！”詩人以茶花的口氣稱自己為“郎君”，實則詩人視茶花為愛妻。這失去茶花的痛惜，這後悔自己“不在家”的怨恨，淋漓筆下，動人心魄。這是何等真摯的愛花之情！在雜著《古事比》和《花裏活》中都記載了唐代詩人張籍將愛妾與人換茶花的所謂愛花故事。這與盧肇純真聖潔的愛茶花之情相比，是決然不能同日而語的。
貫休《山茶花》詩曰：
風裁日染開仙囿，百花色死猩紅謬。
今朝一朵墜階前，應有看人怨孫秀。
貫休(832～913年)是唐末著名的詩僧，且善書法，工人物畫。唐天複二年(902年)，已70高齡的貫休入蜀，蜀王賜號“禪月大師”。貫休的這首寫四川山茶花的詩，立意與構思別具一格，不同凡響。詩的首句雖然點明了風定日晴的花園環境，但沒有去描繪茶花盛開的場麵，而將筆鋒一轉立即寫了豔紅如猩血的茶花已經“色死”衰敗的景象，把立意放在了“惜花”上麵。後兩句寫落花則更是匠心獨具，運用了“綠珠墜樓”的著名典故。據《晉書·石崇傳》載，貴族石崇的愛妾綠珠“美而豔，善吹笛”，被趙王司馬倫的嬖臣孫秀看中，“指索綠珠”。在受到石崇的勃然拒絕後，孫秀矯詔逮捕石崇，綠珠為報答丈夫，當場“自投於樓下而死”。詩僧貫休看到茶花“一朵墜階前”，便聯想到了綠珠墜樓，將綠珠與落花融成一體，抒發了自己的惜花(人)之情，並表達了對“孫秀”殘害綠珠(茶花)的怨恨。一代高僧，在古稀之年猶有如此情思，實屬難得。
溫庭筠《海榴》詩曰：
海榴紅似火，先解報春風。
葉亂裁箋綠，花宜插鬢紅。
蠟珠攢作蒂，緗彩剪成叢。
鄭驛多歸思，相期一笑同。
溫庭筠(8l2～870年)是唐代後期的著名詩人，與李商隱齊名，時稱“溫李”。我們將他的《海榴》詩放在最後介紹，是因為此詩頗具學術價值。這首茶花詩淺顯易懂。首聯先述海榴的花紅似火，花開報春。頷聯寫了綠葉如剪裁精美的箋紙，其花是婦女喜愛的插鬢飾物。頸聯則用蠟燭燒滴的油珠比喻花蕊，並用“緗彩剪成”的叢球比喻花形。尾聯運用了“鄭驛”迎賓的典故。“鄭驛”即鄭莊驛，是漢武帝時大農令鄭莊置驛馬於四郊迎賓的莊園。詩人在如此好客的“鄭驛”竟然思歸，其原因在於他思念著要與海榴花“相期(逢)一笑”，戀花之情躍然紙上。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兩句詩，提供了頗有學術價值的信息。一是“花宜插鬢紅”。它正好說明了在唐代，茶花已成為“簪花”習俗(把花卉簪插於鬢發之上)中的飾物了。二是“緗彩剪成叢”。緗，是淺黃色的絲織物；彩，通綵，是彩色的絲織物。由於詩的第一句和第四句已連用了兩個“紅”字，因此“緗彩”不須在顏色上取義(否則將會石破天驚地變成黃色茶花了)，而應取義於“緗彩”的質地，即海榴的花辦像綢緞一樣的絲織物。關鍵是“剪成叢”的“叢”字。“叢”為球形，它絕不同於“片”字。詩人所描繪的花形就像綢緞剪成的叢球。顯然，這株海榴的花形不是單辦，而是重辦。這可視為在唐代後期已有重辦茶花的最早記載。
茶花畫
中國茶花畫曆千年而不衰，名家輩出，流派風格紛紜，成為中華民族傳統藝術瑰寶之一，屹立於世界美術之林。古往今來的畫家以茶花為題作畫，表現它的千姿百態，筆情墨韻。眾多茶花畫長卷向我們展示了風雲迭起的美的曆程，給人以酣暢淋漓的美的享受和奮發向上的民族感召。
唐代茶花畫的形成與發展
唐代茶花畫的形成和發展具有深刻的社會曆史背景。其一，從茶花栽培史看，三國時代至隋代，茶花已經從野生狀態發展到人工栽培，成為觀賞花卉；及至唐代，中國主要茶花產區的人工栽培已經普及，並出現了茶花品種的名稱和重瓣茶花。這些茶花的物質財富必然要反映到文學藝術中來。其二，從社會文化看，唐代是中國長期封建社會的輝煌時代，經濟繁榮，物力殷阜，宮苑私園遍於各地。茶花被視作最珍貴的花木，它與牡丹花一樣，成為宮廷顯貴的榮耀。在寺院裏，這種具有深刻宗教色彩的“曼陀羅花”，受到成千上萬信徒的頂禮膜拜。茶花成為盛唐文化的一個亮點。其三，從中國花鳥畫的生存衍化來看，花鳥畫曆經南北朝的萌芽狀態，到唐代逐漸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畫科，出現一批專門的花鳥畫家，其技藝亦達到精湛的水平。在這三大因素的作用和催化下，茶花題材的繪畫作品應運而生。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唐南詔名畫《南詔畫卷》。在這幅唐光化二年（公元899年）由南詔畫師繪就的畫卷裏，有兩株高大的植於南詔奇王庭院圓形花壇中的山茶，畫麵生動精美，係典型的唐人筆法，為中國古代繪畫珍品（該畫卷原藏北京故宮，現在日本）。《南詔畫卷》中這兩株高過屋簷開著大朵紅色鮮花中最早出現的山茶形象。
此外，在唐代的花鳥畫家中，晚唐的滕昌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畫家。滕昌擅作花鳥草蟲、蔬果，亦工書法，號稱“滕書”。滕昌在居室旁栽植竹石花木，以供寫生。《宣和畫譜》記有滕昌茶花作品《山茶家鷯圖》一幅。可以想見，畫家在居室旁栽植的花木中，定然有茶花。《山茶家鷯圖》當為寫生之作。此傳世作品後被宋徽宗藏於宮廷。滕昌的畫，“筆跡輕利，傅彩鮮澤，宛有生意”。他的《山茶家鷯圖》當為早期花鳥畫中的茶花畫代表作品。
五代兩宋茶花畫的成熟與興盛
五代茶花畫在唐人基礎上迅速發展並走向成熟，至兩宋，茶花畫達到了興盛時期。其主要標誌有三：
一是畫院的成立和發展。這是茶花畫興盛的物質基礎之一。五代西蜀、南唐正式成立畫院，稱“翰林圖畫院”，一時名畫家皆歸附，繪事盛極一時。至兩宋，畫院繁榮，尤其是在宋徽宗的倡導下，擴充畫院、興畫學，畫院及繪畫得到空前的發展。
二是宋代造園植樹之風大盛，茶花的引種栽培發展到一個鼎盛時期。其茶花新品種之多，園藝技術水平之高，盆栽與插花藝術拓展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這是宋代茶花畫興盛的物質條件。
三是茶花畫領域出現以黃筌為代表的在繪畫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成就的畫家。五代和宋前期的花鳥畫家，首推黃筌。黃筌（約903～965年）為五代西蜀畫家，是五代院體畫家主要代表人物。曾入西蜀畫院為翰林待詔。黃筌承前啟後，創黃筌畫派。黃筌的“富麗畫風”，適合統治者和宮庭的需要及審美趣味。所謂“黃氏富貴”，即以嚴謹的用筆，惟妙惟肖的形象刻畫，富麗堂皇的色彩為基本特點。黃筌的茶花作品有四幅。《宣和畫譜》記有三幅：《山茶鶉雀圖》一幅和《山茶雪雀圖》二幅，均無畫跡可考。隻有近代畫家於非臨黃筌《彩鳩山茶圖》一幅尚存。摹本上有臨宋徽宗題款：“彩鳩山茶，黃筌妙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