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除了這一處以外，該書1991年版第72—76頁整整一大段（自“其次”始，至“所代替”終，2000年版第121—125頁作了分段，內容無異）長達2800多字的論述，就是著者將其“參見”的李澤厚、黎紅雷、李龍牧、邱存平等人的論述拚湊糅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其中涉及的對譚嗣同、嚴複、梁啟超、魏源、馮桂芬、龔自珍、王韜、馬建忠、薛福成、鄭觀應、鄒容、孫中山、蔡元培等諸多近代思想人物的論述，都不是汪暉本人從這些近人著作中解讀出來的，而是從他人的研究性論著中摘抄出來的。
在從這些論著中轉引近人言論時，汪暉既沒有說明轉引，也沒有順著原作者提供的線索做一些起碼的查證工作，以至於抄錯了轉引的材料而並不自知。如該書1991年版第74頁（2000版第123—124頁）所引梁啟超、孫中山、蔡元培“中庸”言論，均轉引自黎紅雷的文章。但黎文中注明梁啟超該段言論出自《新民說 釋新民之義》，汪暉卻誤“之”為“主”，將其寫作《新民說 釋新民主義》。這雖然隻是抄錄中的一字之誤，卻足以表明汪暉對梁啟超“新民說”的無知。
更有甚者，汪暉還將黎文中的一段論述和一處引文拚湊在一起，直接當作自己的論述寫在自己的書裏（1991年版第16頁，在2000年版中略有改動，詳見下麵的說明）：
近代哲學之父笛卡兒的唯理論哲學是法國啟蒙哲學的重要來源，盧梭則是啟蒙哲學的最具影響的人物。啟蒙學者把他們的“天賦”觀念和“理性”原則直接運用於社會曆史領域，認為人類社會受到天賦的理性原則——“公平”、“正義”、“平等”、“自由”等所主宰，社會發展的曆史就是理性原則展現的曆史，一切違反這些原則的現象，最終將被曆史拋棄。從康有為、梁啟超，到鄒容、孫中山，這種“天賦人權”觀念構成了他們社會哲學的理論基礎。“歐洲專製大行之世，人人苦之，厭之，而為舊宗教舊思想舊學說所束縛，奄奄而不敢一逞。盧君（盧梭）以天仙化人之筆舌，衝亙古之羅網，驚人生之睡夢，於是天下之人，手舞足蹈，起而為十九周轟轟烈烈之大事業。”【按：
此處下有腳注①湯爾和：
《歐洲大哲學家盧氏斯賓氏之界說》，載《新世界學報》1號。】康有為的“大同”理想是這一理性原則的實現，鄒容的《革命軍》回蕩著“各人不可奪之權利皆由天授”、“男女一律平等，無上下貴賤之分”的鏗鏘之聲；法國大革命及其自由平等原則，美國革命及其民主製度，為中國資產階級提供了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依據。與這樣一種動蕩而又充滿幻想的時代相應，“中國近代先進哲學思想的主要的或基本的總趨勢和特點，卻是辯證觀念的豐富，是對科學和理性的尊重和信任，是對自然和社會的客觀規律的努力地尋求和解說，是對以程朱理學為核心的封建主義正統的唯心主義的對抗和鬥爭，是對黑暗現實要求改變的進步精神和樂觀態度……”【腳注② 李澤厚： 《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6頁。】熟悉李澤厚文風的讀者自然不難發現，這個段落中有關康有為、鄒容的論述與李澤厚的手筆是多麼的接近，以李澤厚在1980年代的流行程度，以他為抄襲對象而不被發現的可能性是相當小的，所以，當王彬彬一文舉證指責汪暉抄襲李澤厚的時候，許多汪暉的辯護者都不以為然，覺得是小瞧了汪暉的智力。對此，筆者也不持異議——至少在這一段中，汪暉是注明了出自李澤厚論著的引文出處的。但遺憾的是，對於不如李澤厚那樣知名的作者，汪暉的抄襲就顯得有些不留情麵了。請看黎文中的兩個片段：
17世紀法國哲學家笛卡兒的唯理論哲學，是法國啟蒙哲學的重要來源之一。啟蒙學者把他們的“天賦”觀念和“理性”原則直接運用於社會曆史領域，他們認為：
人類社會受到天賦的理性原則——“公平”、“正義”、“平等”、“自由”等所主宰，社會發展的曆史就是理性原則展現的曆史，一切違反這些原則的現象，都終將被曆史所拋棄——這可以稱之為“天賦史觀”。
……中國啟蒙思想家則從“天賦說”與“進化說”二者結合的角度，來探討建立新的曆史哲學（符合“後進國家”啟蒙特點的曆史哲學）的時代課題。
首先，他們分析了“天賦說”的曆史功績和時代缺陷。他們指出：“歐洲專製大行之世，人人苦之，厭之，而為舊宗教舊思想舊學說所束縛，奄奄而不敢一逞。盧君（按即盧梭）以天仙化人之筆舌，衝亙古之網羅，驚人生之睡夢，於是天下之人，手舞足蹈，起而為十九周轟轟烈烈之大事業。”“天賦曆史觀”對於打破基督教“唯神史觀”的迷夢，粉碎封建統治者“君權神授”的神話，促進新興資產階級的覺醒，曾經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吾意盧君之言自由，為自由之嬰兒，非自由之實地，吾非謂自由之不可終致也，奈今非其時何。”這種理想主義的“天賦史觀”，並不能使人們獲得現實的自由；特別是在“新知識日長進，新魄力日沉雄”的當今世界，更加難以說明和把握曆史的真諦，因此，它理所當然地受到“進化史觀”的衝擊（湯爾和：《歐洲大哲學家盧氏斯賓氏之界說》，載《新世界學報》1號）。兩相對照，汪著與黎文的相似度顯而易見，汪著因抄襲而拚湊的痕跡也觸目可及：
為了把從黎文中轉引而來的湯爾和談盧梭的那段話插到文中，汪暉在開頭抄襲的一段文字中自己寫了“盧梭則是啟蒙哲學的最具影響的人物”一語作為鋪墊，但這樣做並未消除該處引文與前後脫節的突兀之感——引文前後說的是康有為、梁啟超和鄒容、孫中山，中間硬生生插入一段湯爾和的話，這種行文方式給人的感覺是很莫名其妙的。或許正是意識到了這一點，汪暉在《反抗絕望》一書重版時，將引文前的一句話改為“這種‘天賦人權’觀念構成了康有為、梁啟超、鄒容等人的社會哲學的理論基礎”，並加上了“例如湯爾和就說”的字樣。（2000年版第54頁）但換湯不換藥，給人的感覺還是一處天外飛來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