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述，隻是筆者在《反抗絕望》一書中找到的幾個比較明顯的涉嫌抄襲的例證。此外，在關於存在主義哲學的一些論述中，筆者也發現了一些問題。如該書1991年版第27頁中（2000年版第68頁）有關日本思想界介紹尼采和基爾凱廓爾的文字，就是從王家柏的《存在主義在日本》一文中抄錄過來的，該文以“摘要”的形式發表在《延邊大學學報》1982年第S1期（第S1期的表述方式，係期刊網原文如此，疑有誤）上。汪暉不了解日本思想界對存在主義的紹介情況，需要通過他人的轉述來了解，本也未嚐不可，但按理應以“轉引自”的方式在注釋中作出說明，不該在書中不作任何交待就將王家柏文中的介紹連同注釋一並搬到自己的書中，造成自己博學多識、能夠直接從日文原始資料中了解存在主義在日本傳播狀況的假象。
與時俱進的學術包裝
《反抗絕望》這部著作，是1980年代文化熱的產物。當時文學理論界比較注重觀念更新和方法論的創新，對文獻解讀和資料功夫則不太在意，整個學界對引證方麵的形式規範也不如現在這麼強調。所以，現在許多論者也從大環境方麵為汪暉辯護，如錢理群在接受《京華時報》的采訪時就說：“在當時看來，隻要大致標注出你引用了哪些資料就可以，不像現在，每引用一句話都得加引號。”這的確道出了當時一些學者寫文章引用資料的實際情況。
但在《反抗絕望》一書1991年出版後不到三個月，汪暉就和陳平原、王守常一道創辦《學人》叢刊，率先倡導學術規範，對於這樣一個試圖為學界垂範的學者，在學術規範方麵提出最基本的要求，想來並不為過。更何況，《反抗絕望》一書其後還經過多次再版，完全可以拿2000年和2008年的規範尺度來進行衡量。
在2000年版中，汪暉對《反抗絕望》一書的副標題和第一編各章節標題作了相當大的更改，如將第一編的標題由“魯迅的精神結構：
文化哲學、文化心理結構及其與文學的關係”改為“思想的悖論：
個人與民族、進化與輪回”，將引言副標題“關於魯迅的精神結構”改為“思想的悖論”，基本上抹去了1980年代文化熱熏染在本書目錄上的痕跡，但這種裝修門麵的功夫並沒有給本書帶來脫胎換骨式的轉換。在第一編正文部分，除了大量的分節編排、少量的文字改動和幾處刪改之外，可以說是一仍其舊，對於1991年版中引證注釋極不規範、甚至涉嫌抄襲的段落，並未采取任何修訂和補救措施。
相反，據豆瓣網網友歐文提供的例證，2000年版的《反抗絕望》有不少英文注釋，似乎汪暉自己從原版西方著作找到了不少論據。但在1991年版中，絕大多數這類材料標明是轉引自中譯本的。汪暉使用了中譯本的譯文（新版並無改動），卻在新版修訂時抹去中譯本的痕跡，直接標明引自外文原著。這種學術“裝修”，若不作抄襲論，說是有意掠人之美，應該不算言重吧？
學術失範與自我反思
事實上，除了涉嫌抄襲的問題之外，《反抗絕望》一書在遵循學術規範方麵也存在著相當明顯的缺失。據張夢陽最近在網絡上發表的《汪暉〈反抗絕望〉的價值與意義》分析，“汪暉從竹內好那裏主要接受了悖論的思維方式，由此出發也就必然汲取了‘反抗絕望’的命題”。這就是說，《反抗絕望》一書所運用的分析方法和核心命題都不是著者本人的原創，而是他從日本學者竹內好那裏借用過來的（限於篇幅，編者刪節了相關論證）。如果汪暉如張夢陽所說的那樣，能夠“坦然承認”竹內好“對自己的研究思路產生過重要的啟悟”，他就不應該在具體問題上顯示與竹內好的區別的同時，卻對“反抗絕望”這個核心命題與竹內好上述論述的關係不作任何說明，以至於另一個日本魯迅研究專家伊藤虎丸認為汪暉的大著《反抗絕望》“書名上就藏不住竹內的影響”。
對於伊藤的這句話，張夢陽的解讀是這樣的：“日本魯迅學界是帶著幾分喜悅指出了竹內好對汪暉的影響，並沒有指責他‘剽竊’，因為影響與‘剽竊’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但是，在筆者看來，伊藤所用的“藏不住”一詞卻正與張夢陽所說的“坦然承認”一詞構成了一種饒有意味的對比。作為一個中國的學者，筆者從伊藤這句話裏讀出的並不是“日本魯迅學界的幾分喜悅”，而是大陸魯迅研究學界的某種苦澀——但願這隻是我的誤讀而已。
平心而論，汪暉在魯迅研究領域並非沒有自己的獨特貢獻，如他早年對魯迅與個人無政府主義關係的分析、對大陸魯迅研究的曆史批判，都曾對學界產生過積極的影響。他在《反抗絕望》一書及相關論文中提出的“曆史中間物”這一概念，對於把握魯迅從進化論角度所作的自我定位，也不無裨益。但是，由於他在研究和寫作中，未能對自己的觀點、方法與前人的承襲關係作出明確的交代，不注意以規範的形式將他人的論述與自己的論述明確地區分開來，甚至有意將他人的觀點和材料化為己有，這就使得讀者很難對其論述的原創性作出明確的判定，以致在評價中出現過分拔高或過分貶低的兩極傾向。對此，汪暉本人是難以自辭其咎的。
如今，隨著討論的深入，《反抗絕望》一書在學術規範上的缺失已廣為人知，其涉嫌抄襲的例證也日益明確，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學界同行，如果還是不顧事實對汪暉采取曲意維護的態度，甚至扭曲事實以遷就己見，那受損害的將不僅僅是汪暉本人，而是他所屬的那個“學術界自己”。而對汪暉的批評者來說，如果隻是攻其一端而不及其餘，單憑《反抗絕望》一書所暴露出來的問題就否定汪暉在學術上取得的成就，而不能秉著多維平衡的觀點作理性探討，就會流於意氣之爭。當前，在各方意見分歧的情況下，如何將問題納入學術的軌道，從外在的道德批判轉換到內在的自我反思，以此促進學術的發展和學術共同體的成長，對於任何一方，都是值得深思的。
對汪暉來說，麵對學界同行在學術道德方麵對自己的嚴重質疑，負責任的態度應該是由自己出麵作出解釋，但他的第一反應卻是“由學術界自己來澄清”，這是很讓人不解的。要知道，在涉及道德責任的問題上，惟有個體的自我承當才是可靠的。縱使有一個“批判的知識界”可以作為依托，“批判的知識分子”也依然必須麵對屬於自己的問題，扛起自己的十字架，承擔自己理應承擔的一切。
（原載於《南方周末》2010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