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前些日子，每天都有不少網友以嚴厲的口氣，命令我去“好好讀讀”汪暉先生的“皇皇巨著”《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靳大成先生也在4月7日的《中華讀書報》上著文說：“王彬彬先生如果有興趣，可以把汪暉成熟後的著作找來讀讀（這些書在書店裏很好找），回應一下汪暉近十年來提出的那麼多重要問題，而用不著對一個求學過程中的年輕人的習作大費周章地上輔導課。在今天這個時代，麵對這麼多緊迫而重要的問題，汪暉提出了不少很有見識並經過深入思考的理論觀點，其態度更明確，思考更深刻，這些都值得認真的讀者來嚴肅對待。媒體的新聞效果雖然能暫時吸引人們的眼球，滿足時下讀者們無聊的好奇心，也能讓某些人自覺高明，洋洋得意。但是理論問題就是理論問題，曆史解釋就是曆史解釋，仍然沒辦法輕易繞過去，真想批駁汪暉的理論觀點，首先我們得讀書，得學習。”網上的言論可以不去理會，著名學者靳大成先生的嗬斥、教導，卻不能不認真對待。“汪暉成熟後的著作”，當然以“卷帙浩繁”的《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為代表了。於是，請人從網上購到了《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費去一百五六十元。雖然有點心痛，但該花的錢總得花。
汪暉先生的這部巨著，初版於2004年，我買的是三聯書店2008年3月第2版第2次印刷本。在“重印本前言”的最後，汪暉先生說：“此次重印，我對書中的一些語句、標點、個別概念、引文和注釋體例做了訂正。”這套書分兩卷，每卷又有兩“部”，共4大本，一百五六十萬字。我讀書有個壞習慣，即從目錄上找自己分外感興趣的部分先讀。讀完後如果還沒有倒胃口，再從頭讀來。將這4大本《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搬回家，一本一本地翻看目錄，翻到下卷第二部第十二章第四節停住了。這一節的標題是《作為反理學的“新理學”》，研究的是吳稚暉——正是我分外感興趣的人物。便立即正襟危坐，一字一句地拜讀起來。閱讀過程中，產生了許多困惑、疑問。這裏姑舉二三例，就教於汪暉先生和關心此事的學界人士。
換個主語，就能指鹿為馬嗎？
將其他人著作中論述某個或某類人的話，不加任何說明，直接移到自己書中，變成對自己所研究的對象的論述，似乎是汪暉先生很喜歡做的事。當然，主語要換掉。在關於吳稚暉的這一節中，我似乎又遇到了這種情況。
汪著第1260頁，有這樣一段：
從康有為對“諸天”的持久觀察，到譚嗣同用“以太”對宇宙及其現象命名，直至吳稚暉的自覺的宇宙論構想，自然的觀念始終是被反思的課題，並不斷地獲得新的特征。以此為基礎的越來越激進的思想活動隨之也被賦予了新的麵貌。說中國近代的思想發展以自然的觀念為基礎，並不是說自然的觀念是在脫離當時的社會政治及倫理思想的情形下首先產生的，也不是說當一種宇宙論成型之後，人們便在此基礎上建立激進的、反傳統的思想體係；我所指的是一種邏輯關係而非時間關係，而在思想史的過程中，時間關係和邏輯關係常常正好相反。從特定意義上看，社會思想家對宇宙論的反思和運用，就如同一個從事具體科學研究的科學家對其工作原理的反思和運用。對於宇宙論的內部結構的觀察是理解以此為基礎的思想活動的前提。吳稚暉的宇宙論與傳統天道觀存在著某些聯係，但其直接來源是西方現代科學革命的成果和以此為基礎的宇宙論方麵的發展。需要強調的是，這段話前麵沒有任何借鑒他人的說明，後麵也沒有任何注釋，連“參見”也沒有。再看英國學者柯林伍德（一譯柯林武德）《自然的觀念》中的兩段（吳國盛、柯映紅譯，華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頁）：
在歐洲思想史上，宇宙論思想有三個建設性時期。在這三個時期中，自然的觀念成為思想的焦點，成為熱烈和持久的被反思的課題，從而獲得了新的特征。以其為基礎的具體自然科學隨之也被賦予了新的麵貌。
說自然科學的具體研究以自然的觀念為基礎，並非意味著自然的一般觀念，或作為整體的自然觀念，是在脫離對自然事實的具體研究的情形下首先產生的；也不是說當這種抽象的觀念成形後，人們便在此基礎上建立具體自然科學的上層建築。它所指的是一種邏輯關係而不是時間關係。這裏，就像通常發生的，時間關係和邏輯關係剛好相反。在自然科學中，如同在經濟學或倫理學或法學中一樣，人們是從具體開始的，他們總是從抓住出現的個別問題入手。隻有當具體聚集到了相當數量時，他們才開始反思他們已經做的工作，並發現這些工作都是按照迄今一直未被意識到的原理有條不紊地進行的。如果讀者鑒定後，認為汪暉先生的那段話與柯林伍德沒有絲毫關係，那就算我看錯了，當然要向所有願意接受道歉者道歉。如果汪暉先生那段話確實是對柯林伍德的生吞活剝，那該怎樣為這種行為定性？
定性之後，還有這樣的問題：
康有為、譚嗣同、吳稚暉這些人，怎麼就與西方的畢達哥拉斯、柏拉圖、哥白尼、培根、康德等一大批思想家，在思想觀念上一模一樣了呢？柯林伍德的這兩段話，我們是讀得懂的。汪暉先生對柯林伍德的話做了些增刪，於是，柯林伍德的“時間關係”和“邏輯關係”都被弄亂了。仔細讀讀汪暉先生這段話，就能明白有好幾處“斷裂”，於是也就不可解。
半借半拿，是可以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