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在解決具體問題時，認為要著重把握問題的根本。“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此處的“本”是指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治理社會問題上，應理順社會矛盾，處理好本末關係。“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不隨也”，《淮南子》從本末的角度說明，內外如同本末，本末是一體不分的，但末依賴本，無本則末不存，隻有保持內心的靜漠和虛無才能守道，那麼其他一切才會隨之而來。因此，“故枝不得大於幹，末不得強於本，則輕重大小有以相製也”，“月望，日奪其光，陰不可以乘陽也。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故末不可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宜”，本末關係存在於萬事萬物之中，本末二者不可相無，各有其作用，並相互牽製，並且二者的地位不可倒置。由此確立了行事時要抓住事物的最為根本性的一麵的原則。
《淮南子》認為用本末關係分析社會問題，可以使複雜問題簡單化。“夫鑒明者塵垢弗能霾；神清者嗜欲弗能亂。精神已越於外，而事複返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聖人有所於達，達則嗜欲之心外矣。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儡，身猶不能行也。又況所教乎？是何則？其道外也。夫以末求返於本，許由不能行也，又況齊民乎！誠達於性命之情，而仁義固附矣，趨舍何足以滑心！”精神為本，嗜欲為末，則本末處於對立的狀態，就這方麵來說，本末之間具有不可變通性。隻有保持人的精神的清醒，不為外界所左右，人的各種欲望則難以擾亂精神，當精神不能內守，馳騁於外之後，若再想返回，則是本末關係不分。因此要以道為本，以仁義為末，若不能修性全身，卻一味地向世人傳布仁義的教導，最終還是成為受他人役使的傀儡，自身仍不知所處。因此隻有堅守自身的性命之情，儒墨之弟子所崇尚的外在的仁義之道德自然不離，並且外在的行為終不會擾亂人的內心。
此外，《淮南子》認為本末是有層次性的。“是故德衰然後仁生，行沮然後義立，和失然後聲調，禮淫然後容飾。是故知神明然後知道德之不足為也，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修也。今背其本而求其末，釋其要而索之於詳，未可與言至也”，神明高於道德，是最高深的智慧，是超世俗的。本末具有層次性，若神明為本，則道德為末，若道德為本，則仁義為末，而仁義相對於禮樂又是本，因此本末具有相對性。同一概念置於不同的環境中，其地位各不相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而事修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為治，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捭?而狎犬也，亂乃逾甚……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澹，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塊然保真，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所修者本也”，德為治之本，刑為治之末，削德累刑隻能招致社會的動亂，因此在本已混亂的社會中，若本末倒置，過多地使用刑罰政令隻能是雪上加霜、抱薪救火，更難治理。修本即執道抱德，道的原則就是無為。仁義與法度就是本與末的關係：
治之所以為本者，仁義也；所以為末者，法度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為厚基者也……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啟塞，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張儀、蘇秦之從衡，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
本末是一體不離的，因此本末要兼顧。本與末實際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隻有抓住主要矛盾，才能解決這一矛盾的主要問題。因此對待本末應有所偏重以及先後之別，末不可棄，但以修本為前提，識別了本末也就抓住了事物的關鍵。
《淮南子》自覺地將本末關係應用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在治國方略中，主張以道為本，以仁義為末，在仁義與法度之間，又以仁義為本，法度為末，顯示了對事物間關係的辯證認識，為治國之道確立了一個基本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