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雖異道，但“君臣同誌”，即目標一致，才能協同治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誌，與之守社稷，?死而民弗離，則為名者不伐無罪，而為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道通矣”，上下利益具有一致性，齊心協力共同治理社會，這是上全之策，並且君應善居臣下，不與臣爭功，這樣才能消除上下間的衝突與對立，有利於社會治理的整體和諧與發展。
要想使人無條件地服從、效法天，就必須在天人之間建立聯係。在前麵已論述過《淮南子》利用數偶、類推方式論證了天人的同類關係，進而從物類之間的感應推及到以氣為中介的天人感應，這樣，天人之間便自然地具有了一種相類相感的關係。但它與董仲舒賦予天以倫理的品格並將天神格化論證“天人感應”有極大的不同；另外，對君主主張其地位的長久要建立在行德施政方麵，而不是對皇權來源的神聖性的論證。雖然用本末關係說明了二者確定的地位，但強調各盡其道、同誌、相報、相忘等相互關係的論證，而不是一味地臣對君的服從上。實際是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君主的行為，這是《淮南子》未能被試圖集權於一身的漢武帝接受的一個重要因素。
《春秋繁露》認為人世間的統治權來源於天，從而為君主的統治獲得了合法性和至上性。董仲舒對天的尊崇實際是要建立人對君主的絕對服從，帝王既然是天之子，那麼其權力的天賦性和至尊的權威性在人間應有體現，應當是完美的道德化身，是世人敬仰效法的楷模，且君主治理不善無須人們起而反抗，自有天的適時懲罰，而隻有天具有這種權力，皇權是由天操控的。因此君主的立與廢由天而定，由此君主隻聽從天、隻對天負責，從而抽掉了人們反抗君主的基礎與依據。人世間君主權力的至上性和權位的不可動搖性，使得隻有宇宙的最高權威才能對人世間的最高統治者施予獎懲，因此百姓是被動無權的，對其現實不公平的命運不能作出任何反抗，一切都由天做主。而天地萬物間的統治力量是神格化的天，這就為其後的君主專製製度提供了形而上的理論依據。天象的任何變動都是上天的啟示，因此當時天文學的發達是與政治緊密聯係的，觀測天象是最重要的一項科學兼政治的活動，這樣就使天文觀測具有了深刻的政治目的。這既促進了天文學的發展，同時又左右著天文觀察的實際效果。天國與人間對照，認為天子應像天管理自然與社會一樣，不見其行為，而萬物都由其決定，即“無為而治”，天子代為其治理，天子應將具體事物的處理交於大臣。
在曆史上，對理想君主的討論是思想家探討的一個中心內容，這實際是對人類社會理想秩序如何管理的問題，各個學派都有不同的設想。道家是以無為與有為展開的，無為指行為的客觀性，就行事的依據、原則而言，因此，無為之治是道在社會領域中的表現。有為是就濟世利民的實際功效而言，聖人是將二者統一起來，表現為君製臣，君無為而臣有為。《淮南子》將無為置於廣闊的曆史背景和現實生活之中，更具有了新鮮的生命與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