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實現“無為”，除了認識事物規律外，還需借助外在的製度如法、禮義等條件。“懸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法籍禮義，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則道勝，道勝而理達矣，故反於無為。無為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己出也”，指出了無為與法的關係。法代表著公正、公道，因此法無貴賤、賢與不肖之分，而是人人平等。法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道的特征，法健全時，道就得以推行。“法”既是君執下的統治術，又是禁君的方式，同時也是無為之治的保障。重法是為了禁君、實現無為。而“法籍禮義”是限製君主的獨斷，以“其言莫從己出”而是從法而出的就被視為無為。由此可見，《淮南子》以法律的完備治理社會，以法令代替君主的言語，則君主自然無為而治。相對於董仲舒的以天製君，君決定人事的一切的天君觀念是一種進步。《淮南子》重視法，並且是要以法禁君，對君非一味遵從，有積極進步的合理性，因此與當時強化和獨尊皇權的武帝自然難合。
（二）“法之生也，以輔仁義。”
《淮南子》認為法的製定不能脫離自然規律，必須因循自然。
由此引自然入法，“法修自然，己無所與”，法應當具有客觀性，不應帶有個人的主觀判斷，以確保法的公正合理。
法可以調節民俗，“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變的依據是以人為本，“懸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同時應考慮到地域差異，因此應因俗製法。俗變則法變，二者是相互影響的。改變民風民俗僅靠外在的強製是難以完全有效的，法的約束性必須依賴統治者的真誠之心才能真正感化民眾。法律應因時而變，“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法度製令各因其宜”，法的實施有利於政策的統一和貫徹，法代表國家整體的利益，但反對在製定法律時玩弄智術，“偷利不可以為行，而智術不可以為法”，從治理社會而言，法必須是正當而且須合乎實際的需要。
法作為治國的一種工具，是必不可少的，但不是治國的根本方式和依據，法的製定與推行還依賴於倫理道德。“仁義者，治之本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仁義與法度是主次之別。“故法製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禮義在這裏是指禮儀，與法製對應，是具體的規範，是治世的手段；後麵的仁與義是抽象原則，是道義，仁義如道，是治世的根本。“無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與禮義是一體的。“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知禮義”是行法的依據。“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國家存在的根本不在法而在於仁義和賢人，從而將道德倫理的重要性置於了法律之上。
儒法之道是社會之道，儒之道具有社會倫理的特征，而法家之道具有強製性和權威性。漢代統治思想由注重法逐步回到禮，意識到法的製定必須基於現實人們的是非觀和善惡倫理道德標準。注重維護社會等級的有序性是儒法二家思想一致的基礎，但在具體組織管理社會時，在多種治理方式中誰占主導，兩派有分歧，於是有禮法之爭，而禮與法對社會各階級具有不同意義。義是儒法二家認為製定禮、法的重要依據，是最根本性的，禮儀製定的依據是禮之義。禮是預防犯罪和非道德行為的重要手段，而法是禮的約束失範後采取的必要的強製性措施。秦以法治國加速了帝國的滅亡，漢鑒其亡，逐步改變苛法在治國中的地位，法家也隨之失勢，統治策略由法治轉向禮治，並開始重視習俗，漢代以德和以孝治國從某種程度來說是對西周禮製的回複。由外在的強製性逐步走向道德的規範性和注重心理、風俗習慣，開始從感化人的內心入手。《淮南子》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這種轉變的思想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