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禮義治國，是將儒家倫理觀念運用到政治領域，通過政權的力量實現了道德最高教化的目的。而道德的認同感、親切性則掩飾了政治的殘酷與壓迫的實質，更有利於上層階級的統治。儒家學說是以社會倫理為本位的價值觀，以調整現實社會各階級利益關係為目的的，客觀上有利於社會秩序的穩定。《淮南子》正是基於現實治理的考慮而容納了儒家的觀念。
（三）“道統法”與“治在道，不在聖。”
對於道與法的關係，在戰國和秦漢時期成為討論的重要議題。戰國時期，法家盛行，出現了道法並提甚至並稱的現象。“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道法萬全，智能多失”，“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總要也”，給予了法除道以外最高的地位。漢初，法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排斥，《淮南子》總的來說是重道輕法。在《淮南子》看來道是寬大無私的，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而法是變動的，且法不能獨行，必須以道統之。“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眾，足以亂矣……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淮南子》不言黃老學的“道生法”，而提出“以道統法”，由此取消了法的本原的至上性，將二者區別開來，強調法的製定必須基於現實的正義和人心，並認為法應因時而變。在治國上，《淮南子》主張應以道德為本、刑法為末。“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禦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喋苛事也。《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為治也，?拔其根，蕪棄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斬艾百姓，殫盡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為治，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水”，道家所崇尚的至德之世是不存在法度的。從古今對比的角度說明了至德的先在性和法度的後天性，認為苛法違背了自然道德，強調德與法的對立性，因此，道德為治世之本，而苛法隻能加劇社會的矛盾和混亂。
儒道二家在治國觀念上有所不同。“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儒家推崇的是聖人之治，並且認為聖人是順利推行法治的關鍵，這樣才能夠保障法治的無偏頗。法的製定與實施都有待於聖人。而道家崇尚道治，“治在道，不在聖”，視道治為治國的最高依據和法則，認為聖人也應服從道治，是對儒家唯聖人觀的否定。由此看出，《泰族訓》和《原道訓》明顯地分別是由儒道二家學者所作，反映出儒道二家分歧之所在：儒家崇聖，道家尚道。
此外，在治國的最終依據方麵，儒道二家又有差異。“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專用製度，神?弗應，福祥不歸，四海不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從德與法的比較中認為，法不可專行，必須以德為本，德為內而法為外。而《齊俗訓》又提出以道治德，“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於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君主是人世的最高治理者，有存在的必要性。在道與德之間，最高的統治原則是道治。由物回到道的層層逆推過程，正說明了道產生萬物卻又是萬物存在的最根本的依據。但在現實社會中，德是道在人世中的顯現，必須從樹立人的內在道德入手，德治在治國方法上居於首要地位，由此就需深入把握《淮南子》的道德倫理思想，這是《淮南子》進行理論建構的現實落腳點，是解決現實問題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