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漢初幾十年的休養生息，生產得到了很大的恢複與發展。經濟上的富足為教民、化民提供了基礎和可能性，教化作為一個關係著全社會的現實性的問題，在政策進行重大轉變的關鍵時刻被提出來是勢在必然的。春秋戰國時期在思想文化上占主導的是貴族階級的禮樂文化，但禮崩樂壞和秦漢戰爭使先秦禮文化失去了存在的階級基礎和依存的社會環境，使新型的禮樂逐步走向平民化，日漸起著規範社會行為的作用。漢初一開始重視的是禮儀的製定與實施，由禮儀的必要性逐步認識到禮樂在治理社會中存在的重大價值。“秦漢時期思維的主要內容是今生的人世。作者們關心的是據以了解宇宙及其運行的思想體係，或是人與周圍的關係；他們或者急於想探索道德的製約、習慣的行為和法律的製裁在控製人類行為的活動中的地位”，此段指出了秦漢在意識形態轉型時期較注重社會規範的建設，關注現實人生和對個體的外在強製約束機製的建立上。由重法到重禮的轉變，可以看出統治階層試圖尋求更益於自身和王朝統治的有力工具。社會倫理道德應建立在何種理論的基礎上是漢初思想家思考的理論焦點。
道家所稱論的道德是指自然性的道德，而仁義是社會性的道德，前者是道家所崇尚的，是由道的本性決定的，是自性如此；而後者是儒家所推崇的，是人為的準則和規範。《淮南子》一方麵批判仁義，但又認為社會性的準則與規範必須依循本然的道德，即將規範建立在自然的基礎之上，以道德規範調整社會人際關係，以有利於社會整體的有序與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