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認為在立身行事中應以自然道德為根本原則。“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為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為樂……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巧詐藏於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行事須以道德為依據，才能成為標準。書、數、券契、機械之事為民所知，民就自然為此所左右，則導致德、厚、信、誠實等自然淳樸道德的喪失，巧詐之心的存在則使原本完滿至上神德的缺失。因此，知與自然道德是對立的。《淮南子》對當今的統治者給予了很高的讚譽，稱其為“天德”，即天賜予的德性。“逮至當今之時，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獻其智，遠者懷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春秋冬夏皆獻其貢職，天下混而為一，子孫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夫聖人者，不能生時，時至而弗失也。輔佐有能，黜讒佞之端，息巧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跡，塞朋黨之門，消知能，修太常，隳肢體，絀聰明，大通混冥，解意釋神，漠然若無魂魄，使萬物各複歸其根，則是所修伏犧氏之跡，而反五帝之道也”，聖人同常人一樣不能生時，所不同的是聖人善於抓住時機，由此成就功業。此處所謂的聖人既積極入世，輔佐君王、驅除邪辟、巧辯、流言、苛法、及煩事等，並且又反對智能、注重個人精神的淡泊，順萬物之所為，將出世與入世統一於一身，兼具了儒道二家理想的聖人觀念。
道德與仁義是既對立而又屬於同一道德體係之中。道德與仁義是兩個不同的層次，道德為主、為本、為根，仁義為次、為輔、為末，因此對仁義禮樂是既排斥又吸收。較先秦道家來說，《淮南子》既標本於自然之道德，同時又吸納了儒家的仁義，將其歸統於道家自然道德範圍之內，試圖有效地處理二者間的矛盾關係。
先秦道家消極的人生和反社會的態度，使其忽視了社會倫常的作用，這在現實社會中，是很難解決治世中的重大問題，尤其難以作為統治現實的指導思想。作為諸侯王的劉安注意到這一問題，在治理地方的政治實踐中，已有意識地施行仁義於民，並在《淮南子》中有突出的反映。《淮南子》雖吸收儒家思想倫理規範作為治國的重要手段，以調和社會關係，但儒道矛盾較為明顯，這主要是並未從理論上進行係統地融合與建構。正如徐複觀在對《呂氏春秋》與《淮南子》二書中涉及的儒道關係做比較時所言：“淮南賓客中的道家，在宇宙、政治、人生上自成係統，此種係統是與儒家思想有矛盾的，所以《淮南子》中的《主術訓》雖將兩家思想加以貫通融和，但融而未化，且在其他各篇中，尤其是在《泰族訓》中，出現兩家思想的抵抗。呂不韋的賓客中，則將道家思想主要安排在養生方麵，談到政治問題、學問問題時則以儒家思想為主幹”。《呂氏春秋》將吸收儒道二家思想的側重點分開，避免了二家在同一問題上造成的矛盾衝突；而《淮南子》在說明同一問題時試圖將二家思想都運用上，尋求折中的方式，但由於在理論上沒有做充分融合地建設，導致在說明問題時的分歧。可見，二書都注意到社會倫理是不可偏廢的。“國有以存，人有以生。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義，雖大必亡；人無善誌，雖勇必傷。治國上使不得與焉；孝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為也。釋己之所得為，而責於其所不得製，悖矣！士處卑隱，欲上達，必先反諸己。上達有道：名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譽有道：不信於友，不能得譽。信於友有道：事親不說，不信於友。說親有道，修身不誠，不能事親矣。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道在易而求之難，驗在近而求之遠，故弗得也”，此處抬高了仁義的地位，納入了具有儒家的仁義孝悌信的道德觀。士人欲顯達於世，必然首先要反觀自身，孝敬父母、友愛兄嫂、取信於友，這樣作為個體之人在家庭、社會生活的小範圍內確立做人的基本道德信譽之後，才能尋求仕途上的進展。因此，政治上的抱負是以道德素養的完備為前提的，同時也是人們得以生存於世的內外道德的要求，這是就個體而言的；就國家而言，國之存亡在於人主是否倡導仁義，實際上表達了身國同治的治國理念。這裏主要強調個人道德的重要性，而國家的德治是以每一個體道德的完善為前提的。儒道二家都有身國同治的觀念，反映了中國傳統思維的特質，而這在《呂氏春秋》中也有明顯的反映。
《呂氏春秋》非常重視孝道，主張以孝治國。“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務本莫貴於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身者非其私有也，嚴親之遺躬也……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也，刑自逆此作也”，此處的“執一”之術即是孝，是作為治國的最重要的手段，並追根溯源證明孝為治國之本。認為行孝則善至邪去，隻有孝才能使天下人順從，並且，仁義禮樂強刑等都是以孝為核心而產生的。即使個人的身體也不是個人專有的，而是父母身體的延續，因此，善待自己的身體如同孝敬父母一般。由此可見，《呂氏春秋》非常重視養生是與其重視孝道有直接的關係，使孝由調節和維護家庭血緣關係進而擴展到社會政治領域，並作為治國之本，從而將道家的養生與儒家的治世聯係起來，以孝為中介，實現了身國同治的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