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人格是通過塑造理想人格以達到精神上的超越之境，在立足於現實之中，實現生命價值的最大化，從而在現世中實現自身的理想目標。修養主要是精神修養，是一切理論實現的重要途徑，因此各派都非常重視道德品質的塑造。《淮南子》注意到道德的標準是有層次的，民眾的道德要求與求道者追求的道德目標不同。現實性的普遍道德，是不能脫離世俗生活和大眾心理，承認道德的社會性一麵，以及接受的有選擇性。當普遍的道德行為以利己作為利他的目標，才有實現的可能性，若超功利性，則非一般人所願為。與此同時又注意到不同流俗的高潔之士有更高的道德理想，代表著人類的正義和最美好的品德，是社會最高道德的先行者。《淮南子》注意將二者區分開來，既關注世俗性的道德規範，又積極超越世俗，對此采用了不同的標準。
（一）“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為國俗。”
道德規範一般表述為“應當如此”、“當然之則”，是一種價值判斷，它是基於人的理性設定的。但規範是由現實的人製定的，因此又是具體的、曆史的。隨著時代的變遷、階層的變化、社會的不斷發展和需要，原有的一些規範變得不合時宜，需要打破重新製定。
普遍理想的道德規範須在廣大民眾中有一定的基礎，符合更廣大人群的人生需求與實踐的可能，才有助於禮俗朝著良性的方向發展，從而推動整個社會的進步。《淮南子》注重順應民俗，看到了民眾求富的普遍心理。不同階層的生活目標不同，對自身的道德要求也自然相異。“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君子行事以義為原則，而小人以求利為目標，因此，他們行善是以利己作為行動的前提。
“魯國之法，魯人為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眾。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金，則不複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複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用老子之言來評價孔子說法的正確與否，實際又是“考驗乎老莊之術”的具體表現。而用孔子言行證明老子的結論，反映出試圖融合二家思想觀念。道德標準應與現實物質水平相聯係，才能產生有效的道德行為。因此，社會道德的提高有待經濟水平的發展所提供的保障，即使民風淳厚的魯地尚都如此。禮源於俗，禮必須具有普遍性，孔子非常懂得禮的適用性。這與春秋時期“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觀念已有天壤之別，說明禮是不斷變化的，由早期貴族所享有特權的禮儀逐步深入到眾人生活之中，成為人們日常的行為規範。對同一事例，《淮南子》又做了進一步的論述：
“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複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伉行以違眾，聖人不以為民俗。”
民俗應具有這樣的條件，即能夠為大多數人所接受，可以公行易為，才可以推行於世。“尚廉”不可以作為公眾普遍的道德要求，因此，高潔之舉不可作為眾人行為的表率，而廉潔無私則隻能是社會對官吏和君子的要求。由此提出“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為國俗”，衡量的標準必須有一個客觀合理的“度”，太高的道德要求距普通民眾的生活目標相去甚遠，難以實現，並且民眾的道德實踐須與物質利益相聯係。
在物質財富尚未充盈，行善時可能需要承擔未卜風險的現實社會中，要維護社會的良好秩序，統治者必須調動廣大民眾的參與，所以引民向善就離不開合理的獎勵機製，這樣才能促進人們道德建設的積極性，達到利民利國的目的。
因此，《淮南子》從民風民俗建設上，提出區分不同的道德標準和重視言利就顯得很有現實性和必要性，恰與孟子“何必曰利”、董仲舒“不謀其利”相左，這是《淮南子》積極麵向現實、重視民俗的表現。
（二）“至德”“神化”與“合道。”
超越世俗道德規範的理想境界有超越現實的具體性和局限性，隻有當這種道德境界合乎規律時，即以必然之理作為根據並合乎人的目的和現實需要時，這些規範才是理性的、可行的，才能更好地指導和調整現實的倫理關係、持久地形成社會風氣，並引人臻於完善，最終實現人自身的價值。先秦道家對現實仁、義、禮、智道德不竭餘力地進行批判，而主張德性自然，重視境界的個體性和獨特性，因此，其理想道德具有非普遍性的特征。
《淮南子》所推崇的最高的道德境界是至道與至德，正如老子的“上德之德”，是預設的先天性的道德本體，但實際又彰顯了符合人類心靈需要的本真意義的道德，《本經訓》就提出了“道德定於天下而民純樸”。“曲士不可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至德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動，行者以為期也。直己而足物，不為人贛，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寧而能久。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跡於無為，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而為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為害始，福則為禍先。唯不求利者為無害，唯不求福者為無禍”，這種至道至德與現實的禮俗教化格格不入，因此，它是反世俗、超現實的。“是故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用也”，認為此種道德可以通過人自身的修養獲得，堅守內心的清靜，不為外物所動，無為於萬物，順天地萬物之自然。由於世間對立事物的性質總是相伴而生的，毀譽相從、利害相隨、禍福相依，因此無所求則無所失，內心平靜就達到了至德的境界。“周政至，殷政善，夏政行。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慚乎善。含德履道，而上下相樂也，不知其所由然”，至善不是有意而為就能獲得，至至之人即得道之人，得道是最高的道德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