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對自身欲望的節製，除需要個人的修養外，對大多數人來說還需要外在禮製或法製的強製約束。世俗的道德更需要這種外在規範的約束。教化則是從人的內心道德的重建入手，從而使人形成自覺的道德意識。身教重於言教是孔子教化的基本思想，是儒家道德的實踐功夫，而《淮南子》則提出了“神化”，並認為道德的建設應注重道德自覺而不是道德他律。
“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為貴……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為尊也，所在而眾仰之。夫蟄蟲鵲巢，皆向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況兆民乎！”
唯道為貴，天道的尊貴不是由天子的權威所決定的，而是由民眾的仰慕所致，因此為帝者若能掌握道，不僅動植物都會受其澤惠，民眾更會得到恩惠。實際是用道的至上性限製人君的道德行為，並且以道德化民作為治國的方法。“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為非，其次賞賢而罰暴”，神化即道德精神的感化，它是心靈的淨化，是最上乘的教化，神化是對老子不言之教的進一步發展。精神的感化勝過外在的強製性措施和喋喋不休地說教。有德則能化人，心行而令行俗移。心行即德行，外在的刑罰如果沒有統治者道德的身體力行，自然不可能達到其製定的目標。“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以德化民若神馳，是一種理想的道德化民的主張。“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臥，巷無聚人，妖災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眾，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法不能獨行，須以道統之。災異不顯現不是推行法的原因，而是精誠之心感化的結果。如果統治者心中懷道，法令雖少，道足以感化眾人。治世先治身，身治則國治，這是儒道二家在道德修養和政治治理上的共同思路。治身的目的是治世，即以德化民，與諸子“務於治”的目的是相通的。
此外，《淮南子》吸收了儒家“誠”的概念，認為以精誠之心才能化民，“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誠出於己，則所動者遠矣”，“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主張由己推人，認為外在的道德規範並不能使人產生道德踐履的效果，而內心的真誠卻能使遠方之人的精神受到真切和深刻的感化。因此，《淮南子》認為確立內在的道德自覺並以誠化民是最為重要的。
“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攄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
將“誠”用於教化、治國、養心等許多方麵，從而將“誠”抬到“治之上”的高度，實現以己化人、以德化民的理想效果。同時，《淮南子》認為治理國家最高的原則即“合道”。“故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其舉措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太清之始也……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調於義”，可見，“合道”是道德修養的最終目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這樣，就將外在治理天下與內在的心性修養統一起來，並且以“達乎性命”的內修為主，以“合道”為最終的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