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終於也熬不下去了，覺得這樣活著，既看不到希望又沒有意義。可是正當她準備了卻自己這短短一生的時候，忽然從天外伸過一隻救助她的手來。這家來了個姓林的客人。這個人一連來了好幾回，每次都是秀兒送的茶。第四次來時，她剛倒了茶要退下，太太說：
“秀兒，先別走，這是大夫。請他驗驗看你有什麼病沒有，怎麼總這麼瘦呢？”
那人慈祥地笑著，拉著秀兒的手說：“別怕，我給你捏捏積就是了，不像有別的病。”
他叫秀兒扶著椅子站好，撩開了她的衣服後身，順著腰往頸部按摩上去，觸到肩胛骨處問道：“孩子，你背上這塊青痣是從小就有的嗎？”
秀兒點點頭。
“別處還哪裏有？”
秀兒說：“左大腿上也有一塊。”
那人放下秀兒，轉臉對太太說：“就是的了，請您把文書拿來，我們當場過付了吧。”
太太打發秀兒出屋去，一會兒的工夫管家就來通知她收拾東西，給她道喜，說來的那人是她舅舅，特意來贖她的。
秀兒估不透是真是假，是福是禍。可她明明記得自己是什麼親人都沒有的，她又驚又怕，渾身哆嗦起來。這時候姓林的客人自己到下房來找她了，他看了這暗黑潮濕的下房，撫摸著秀兒瘦骨伶仃的肩膀，眼圈紅了，哽咽著說：“孩子，外婆找了你許多年了。”這神情、這聲音，是秀兒從父親死後再沒有見到和聽到的。世界上又有人把她當人了。盡管她對這個人一無所知，可是她不由得撲上去抱住他嗚咽大哭。
“舅舅”把她從天津帶到香港，從香港帶到重慶，在重慶見到了周伯伯，才知道派人找她的是共產黨，是周恩來。才知道那個唱戲的窮演員不是她的親父親，而是和她親生父母住同院的街坊。她父母都是以教員身份從事革命活動的共產黨員，“四·一二”時被軍閥槍殺了。好心的演員冒著風險，收養了她這個還不會說話的孤女，以報答他們生前對他的照顧和資助。周伯伯找了她許多年，抗戰開始，河北省的黨組織從回到高陽的藝人們口中打聽到她的下落，立即派人到天津找到了她。她的父親也姓周，周伯伯給她起名叫憶嚴，把她送進了新安旅行團。不久，她隨著新安旅行團到了蘇北解放區。
在新安旅行團，她沒有別的孩子活潑、天真，也沒有文化上、藝術上那種早熟的素養。可是她沉著、老練，政治上進步快，對自己要求嚴，很快地成了個小領導幹部。當部隊文工團要補充幾個青少年時，旅行團就把周憶嚴輸送到新四軍來了。
她受到了戰爭的鍛煉，也熟悉了一般的工作方法。可帶領兩個人單獨執行任務，她還是第一次。
頭一件事，她先把自己見到過的老領導們回憶一下，從他們的行為中找尋自己應該遵循的作法。她想到了：第一要以身作則，吃苦在先；第二要發動群眾。
小高是小老革命，把她的工作做好，兩個人齊心協力幫助俞潔一個人，完成任務就有把握了。
她把小高拉到身邊，悄悄談起來。
五
和小高談得很順利。因為太順利了，周憶嚴倒放心不下，懷疑這個小東西要麼是沒用心聽她談，要麼是她根本沒意識到情況有多嚴重。
“當前的情況很嚴重，你懂了沒有？”
“瞧，怎麼不懂呢？比平常嚴重多了。”
“我們要幫助俞潔克服困難，無論如何把她帶回隊裏去！”
“那還用說，誰還能扔了她！”
“你是老同誌，要主動團結她。”
“保證不在我這兒發生問題。”
“你，你怎麼總嬉皮笑臉的？”
“還非要哭喪個臉呀？我不會。”
“你記到心裏沒有？”
“幸虧你還剛剛當個分隊長，就這麼嘮嘮叨叨，將來要當了婆婆，可夠那兒媳婦受的！”
憶嚴打了她一巴掌，叫她先走出百十米去當個尖兵。聯絡信號是她裝斑鳩叫，憶嚴用口吹的定音笛回她。她像個脫了線的家雀，三跳兩跳不見了。
憶嚴的話她當然聽懂了，隻是她實在體會不到憶嚴那樣的沉重心情。打仗嘛，總是有緊張時候，也有緩和的時候。總那麼緩和，當兵的還有什麼樂趣！俞潔嘛，當然要回部隊去，她還能開小差？幫助她也是用不著說的，昨天還不是我弄來的驢嗎！至於要主動團結，她心說：“這個任務可要格外用心才能完成。”
她從到宣傳隊的頭一天，就對俞潔沒有好印象。
幾個月以前，小高從教導隊調到文工團來。走到文工團村外，從河邊小樹林傳來一陣叫人掉淚的琴聲。她奔琴聲走去，想打聽一下團部住在哪裏？
小樹林邊上拉著被包帶，掛滿了粉紅、月白、鵝黃、淡綠、各種顏色的小衣裳，都是洋布的。她心想：“像是地主新媳婦在晾嫁妝？”又往裏走了幾步，看見在一棵較大的樹下，站著位幹淨漂亮的女同誌。上身穿著雪白的緊身背心，綠軍褲洗得黃裏透綠，橫豎的布絲都清清楚楚。長過肩的頭發披散在肩膀上，扛著個黃油油的木頭葫蘆，那叫人想掉眼淚的聲音，就是從這兒拉出來的。
女同誌看見小高，尖叫了一聲，趕緊放下木頭葫蘆，從樹上拉下半幹的軍裝穿到身上。紅著臉，可是笑嘻嘻地說：“你這個小同誌，那兒晾著衣裳，還不知道裏邊有女同誌嗎？怎麼也不咳嗽一聲，就闖進來了？”
小高敬了個禮，撇撇嘴說：“我嗓子不癢，咳嗽個啥？女同誌有什麼稀罕的？告訴我文工團團部在哪兒吧。”
女同誌說清了團部的住處，小高又問道：“你扛的那是個什麼家夥？”
“這是提琴！”
“這玩意一拉就叫人怪傷心的吧！”
“能叫人傷心，也能叫人高興，看拉什麼曲子。”說著，女同誌把提琴扛到肩上，拉了個秧歌調，小高聽了笑著說：“唉，這個調就叫人高興了。以後多拉這個調吧！”又敬了個禮，走出了樹林。心想，怪不得臨來時指導員囑咐說：“文工團裏知識分子多，到了那兒處處小心，不能像在交通站那麼撒野。這知識分子就是花樣兒多，你走近她還要先咳嗽聲！”
在團部辦完手續，團長把她領到一個夾道口，指著個黑大門說：“你們分隊就住在那兒，分隊長叫周憶嚴，你找她報到吧。”
小高走到大門外張望一下，見一個女同誌蹲在牆邊守著一堆火煮什麼東西，她就大聲地咳嗽起來。那女同誌回頭看了看說：“有話說話，沒話滾球，你站在那兒幹咳嗽個什麼勁？”
小高走進門，規規矩矩敬個禮說：“我叫高柿兒，從教導隊調來的，團長叫我找周憶嚴同誌報到。”說完就摘下帽子來擦汗。
“個兒不高，嗓門可不矮！我就是周憶嚴。”周憶嚴打量著她新剃的小光頭說：“聽說你是個小丫頭呀？”
“錯了管換。”
“怎麼剃個光頭？”
“工作需要，抗戰時當交通員，整天在敵人鼻子底下轉，裝個男孩方便點兒。”
“鬼子投降一兩年了，為什麼還沒留起來？”
“怕招虱子！”
“演戲可不像看戲那麼容易，到這兒來要準備克服困難！”
“豁出腦袋幹唄！”
“你的鋪在西屋南間，跟俞潔同誌住一塊。你先去收拾收拾，把身上衣服換下來，一會兒跟我上河邊洗澡去。瞧瞧你髒的！”
小高心想，文工團員要都是像分隊長這樣，倒還可以幹下去。
西屋南間鋪著草鋪，果然已放下了一個背包。高柿兒趕忙打開背包，拿出她當交通員時發的一身便衣換上，抱著軍裝來到了周憶嚴身旁。周憶嚴一看，皺了下眉：“你怎麼換了這麼一身？”
“我們就是發一身軍裝一身便衣。”
“沒問你軍裝便衣，我問怎麼也是一身髒的？”
“誰說，這不挺幹淨嗎？這大襟上是會餐灑上的油，洗不掉了。”
“你給我看著點火，這鍋裏是膠，別熬糊了。”
周憶嚴轉身進了屋，一會兒抱出一身新軍裝扔給高柿兒：“你給我換上！要邋遢以後再邋遢，到團裏頭一天，留個好印象！”
小高就站在院裏把衣服換了。袖子長過了手，褲子蓋著鞋。憶嚴要拿針線繃一下，小高一口氣說了七八個不用，自己卷巴卷巴十分滿意了。
憶嚴從火上拿下膠，打開個油布包，捧出一隻壞了的提琴，耐心地一塊塊黏合著。
小高問：“這也是扛在肩膀上拉的那個琴吧？”
“對，叫提琴。”
“怎麼人家那個金光鋥亮，你這個咋這麼寒磣？”
“人家那是從上海、濟南買來的，我這是找莊稼木匠比著做的。”
“唔，人家那是三八大蓋，你這是土造單打一！”
“不，單打一作戰還能用，我這個上台不能用。那聲音像是從壇子裏發出來的，隻能在平時練習用。”
“啊，你這是木頭手榴彈！”
上午她和憶嚴去洗了澡、洗了衣服，中午吃飯和全分隊的人都見了麵。下午別人進行工作，讓她自由活動，她就走遍了文工團的各個角落，幾乎認識了所有的人。吃過晚飯她跟村裏的男孩子們一起玩起攻碉堡來，很快地成了全村孩子的領袖。到晚點名時，憶嚴一看那身軍裝又成了泥猴。晚上憶嚴和俞潔還要學一點提琴，叫她先睡。她點著燈一看，可著草鋪上鋪了一條鵝黃色的毛巾被。當枕頭用的小包袱上也蓋上了條雪白的毛巾。再一看自己那條連水帶泥的腿，趕緊把毛巾被疊到另一邊去，把小包袱上的毛巾也撤了，往草上一躺，合上眼就睡了。
睡得正香，有人推她，並且輕聲地喊：“小高，小高。”
她一骨碌爬起來，揉著眼問：“有情況？”
“什麼情況，我叫你收拾一下正式睡！”是俞潔的聲音。
“我不是睡得挺好嗎？還怎麼正式睡？”
“衣服也不脫？”
“穿著睡慣了。”
“怎麼把毛巾被也掀了？跟我講客氣？”
“那東西太幹淨，太好看……”
俞潔堅持要鋪上毛巾被。小高妥協了，隻好也脫了那身髒衣服，拿出條被單來蓋上。可是翻來覆去總睡不著。
俞潔拉著她的手問：“你十幾啦？”
“十四。”
“爹娘全在嗎？”
“全沒了。他們都抗日，一個叫鬼子燒死在俺家裏，一個不願做俘虜自己投了河。”
俞潔歎口氣說：“唉，可憐……”
小高抽出手，抬起身問：“你說什麼？你怎麼對我說這種屁話？”
俞潔被弄得摸不著頭腦：“怎麼，你生氣了？我沒有說什麼壞話呀！”
“你說了，你說可憐！革命同誌都教育我堅決革命！都說我們家光榮，就村裏老地主才指著我後脊梁說可憐呢！”
俞潔趕緊認錯，說這個詞確實用得不當，可也真沒有壞意思。小高雖然平靜下來，可不願再和她談下去，把臉扭向一邊。
高柿兒很少和別人談她的家庭情況。倒不是談起來傷心，一談起來人們多半說些又尊敬又讚揚的話，叫她挺不自在。她想，老人家的光榮，自己拿來貼什麼金呀！
她家是個中農，哥哥比她大十五六歲，老早就在縣城師範念書，而且在那裏秘密參加了共產黨。畢業後回到村裏教小學，就說服她爹爹在自己家成立了交通站，爹爹當了交通員。那時正是抗戰的對峙階段，來往的人員，都是頭天半夜來她家住下，第二天夜裏悄悄由她父親領走。文件由外邊送來，再從這裏轉出，帶路、送信由老頭幹，做飯、燒茶就落在了媽媽和嫂子身上。過路的同誌說些感激的話之外，總要談點抗戰的大勢、革命的道理，聽長了，熏慣了，連老太太帶兒媳婦全都有了政治覺悟，先後正式參加了工作。高柿兒雖小，耳熏目染，對交通員的一套工作全都記熟了。她喂著一條狗，叫老黃，一來了客人，她就帶著老黃坐在門口放哨。碰上情況緊，她爹為了迷惑敵人，送信時也常把她和老黃一道帶著，裝作走親戚的模樣。她已是個小幫手了，哥哥和爹爹就一本正經地對她進行政治教育和保密教育，高柿兒一一都記在心裏。
1941年冬天，她哥哥調到軍隊工作，嫂子上黨校學習，日本鬼子突然發動了規模空前的大掃蕩。爹媽要堅持崗位，就把柿兒送到十幾裏外她姑家去躲鬼子。柿兒在姑家住了十六七天，呆不住了，吵著鬧著要回家。她姑父說：“現在掃蕩還沒完，不能回。實在要回，也等我先去探探情況，問問你爹的意思再送你回去。”她姑父除去種地還編筐，當下正是年底，怕編不完誤了生意。要再過一兩天趕完了活，才能上她家去。柿兒是任性慣了的，哪有這個耐心，不等晚飯做熟，從籃裏拿了個高粱餅子，一邊吃著一邊就走了。
天黑以後她才走到自己村頭。還沒進村，就聞到一股焦糊氣。村裏一片死靜，窗上不見燈火，門前不見行人，等走到自己家牆外，她嚇得心口亂跳，兩腿癱軟。哪裏還有家呀？橫在她眼前的是一片冒著煙氣的焦土。月光下，黑乎乎的殘牆圍著一堆燒焦的梁木檁條，塌下來的房頂斜蓋在原來是炕沿和鍋灶的地方；沒有了門窗和屋頂的房子，像黑色骷髏似的歪歪斜斜地站著；錐形的房山，指向銀藍色的夜空。
高柿兒的思維神經麻木了，眼睛睜得老大，半張著嘴喘粗氣，在瓦礫堆裏磕磕絆絆地轉來轉去，既不說話，也不流淚，隻顧兩手東翻西找。她自己也不知要找什麼，隻是漫無目的地辨認著一件件看熟了、摸慣了，如今已燃燒、壓砸得變形了的器物，後來就頹然坐在原本是鍋台的一塊泥坯上，癡呆呆地像一段小木樁。
不知道是哪個街坊發現了她，轉眼間就圍上來幾個鄉親。人們拉她回自己家去住，勸她放聲哭，陪著她流淚，可她似乎什麼也看不清楚聽不明白，隻有一個意念，就是頑固地要在這個地方就這樣坐著。誰勸她也不走，誰拉她起來，她掙脫開還到原地按原姿勢坐下去。
有一個長輩說：“這是急驚瘋迷住心竅了，別打擾她，讓她慢慢緩醒過來就能好。擾動了還怕作下病。”
有人給她身上披了件破褂子，有人給她手裏塞上塊熟地瓜，大家歎著氣、擦著淚走開了。
她就動也不動地一直坐到月亮高過樹頂，三星半晌午。她剛剛感覺出自己冷得牙在打戰，遠處傳來一隻狗壓抑著發出的嗚嗚聲，仿佛有一團灰白的影子在什麼地方閃了過去。
“老黃？”她下意識地說了句，就輕聲喊了起來“黃！”隨著這聲叫喊，那團灰色從黑地裏箭似的朝她撲了過來。那狗嗚咽著，搖著尾巴，把兩個前爪搭在她肩上，把頭拱到她胸前，“嗚嗚，嗚嗚”嗅她、舔她，像有說不完的話。她一把摟住它，哇哇大哭起來：“老黃、老黃，就剩下咱們倆了嗎？咱的家呢？爹呢？娘呢？”
她摟著狗，一邊叨念著，一邊掏出剩下的半個餅子，掰著喂進它嘴裏。
“老黃啊，這些天你藏到哪兒了？瞧把你餓的，肚子都癟了！”
她伸手撫摸它的肚子，觸到一件光滑堅硬的東西，打了個寒戰，立即清醒、警覺起來了。那是個小竹筒，用絲繩拴在黃狗腰上的。去年掃蕩時，鬼子來得突然，爹爹把一份文件就塞進竹筒裏，拴在老黃身上，把老黃打出門去，逃過了鬼子兵的檢查。這竹筒怎麼又拴在老黃身上了？
她伸手到竹筒去探摸，果然有一小卷發硬的東西塞在裏邊。這一定是爹爹沒來得及送出去的！她毫不猶豫，站起來，喚著老黃就往下個交通站所在的村莊走去。路過村西頭，地主吳善人正騎著大騾子，由扛活的跟著從城裏回來，看見高柿兒，歎了口氣，對扛活的說：“抗日抗日，那日本是容易抗的？閃下個小丫頭孤苦伶仃，可憐！”“放屁！”柿兒一腔子怒火，轟的一聲爆發了出來。“給鬼子漢奸出錢糧、舔屁股才可憐！”
吳善人吃了一驚，看看柿兒，搖著頭走了。柿兒衝著他後脊梁狠狠啐了口唾沫。
她一口氣走了二十裏，到了運河邊上另一個交通站牆外，扔進一塊磚頭，學了幾聲貓叫，門吱的一聲就開了。這站上的負責人是個三十多歲的婦女，柿兒叫她嬸子，早和柿兒熟透了的。可今天一見，把眼睜得老大，像是不認識柿兒了。她挓挲著兩手站在一邊發愣，眼淚卻順著腮邊往下滾。柿兒進了院子，等她拴上門，連忙從老黃身上解下竹筒來交給她。她從竹筒中掏出一封被血粘在一起的信件，馬上把柿兒抱到了懷裏。
在這裏，柿兒才知道上級已經找她好幾天了。因為叛徒出賣，日本鬼子掃蕩的第一天就包圍了她家。那時她父親已經帶著文件離開了。隻她媽媽一個人在家，日本鬼子叫她交代丈夫的去向，交代家中的抗日活動，她不回答，鬼子兵把她雙手倒綁吊在梁上，房上澆了汽油，點起火來。
她爹已經跑出了合圍圈，可是叛徒領著鬼子騎兵追上來了。他負傷之後匆忙把文件塞進竹筒，拴好在老黃身上，自己跳進了還沒凍硬實的運河漢子裏。
組織上知道了兩個老同誌光榮殉國的消息，鬼子剛撤走，找到他們的遺體埋葬了。要把柿兒送到烈士子弟學校去，可是不知柿兒在什麼地方。
現在柿兒自己找來了，嬸子要帶她上根據地學校。可是柿兒說：“打鬼子報仇要緊，上哪門子學？你跟上邊說說，叫我也當交通吧，帶上我的老黃一塊。我爹以前這麼答應過的！”
不久在組織部門的登記冊上，原先寫著她爹爹名字的地方，貼了一塊白紙，鄭重寫上：“姓名，高柿兒；性別，女；年齡，八歲半；職務，交通員。”何嬸子家的戶口冊上也加了名字：“養子，四兒；性別，男。”嬸子的丈夫，在別人沒見她之前就給她剃光了頭發。從此人們就看到一個小男孩，滿身野氣，無論冬夏地往返在運河兩岸官道上，身後跟著一條狗。
日本投降後，高柿兒已是有了四年軍齡的排級幹部。組織上送高柿兒進學校，可她在那裏上課打盹，下課跟些男孩一起調皮搗蛋。學校跟她原單位商量，又把她送了回去，編在軍區機關的教導隊裏。教導隊是些受訓的幹部，除去出操、聽課，大部分時間是自學文件。一到自學時間，她就混到一群小號兵、小通信員群裏去摸魚、掏雀、攆兔子。領導上和同班的大姐們正不知拿她怎麼辦好，文工團來挑小演員，一下選中了她，簡直是八廂情願，教導隊高高興興把她打發了出來。
到文工團頭一天，就碰上這麼個嬌小姐，就聽見她說屁話，高柿兒一肚子不高興，以後就越看俞潔越不順眼，成了她的反對派。
六
隻剩下俞潔和憶嚴兩人時，空氣就不像憶嚴和小高在一起時那麼輕鬆和諧了。憶嚴一直感到俞潔對自己有些不滿意，可始終弄不清隔閡出在哪裏。現在情況緊張，不是慢條斯理交換意見的時候，憶嚴開門見山，對俞潔說：“現在就咱們三個人並肩戰鬥，過去有什麼意見，咱們先放一放。大敵當前，咱們生死摽在一起，一直堅持到勝利吧，再別鬧什麼小心眼了，好嗎？”
俞潔用抱住憶嚴的肩膀作為回答。
“你放心吧！”俞潔過了會兒說，“咱們掉隊這兩天，我心裏有好多好多想法。可現在不是談的時候，我保證聽從你指揮，跟著你前進。我參加革命晚，有許多舊思想，你們不要嫌棄我，多幫助我吧！我自己也要主動想清一些問題。”
她說的是實話。這兩天，她改變了對一些事情的看法，另有一些事情她還有保留意見。
這些事大半是和憶嚴有關的。
俞潔和憶嚴的意見，就從憶嚴肩上那把提琴引起。
俞潔參加文工團，文工團開了個歡迎會。大家歡迎她提琴獨奏。團裏隻有三把小提琴，讓她自選一把。按舊藝術團體的慣例，俞潔認為這實際上是在業務上對她考試，所以準備得很認真。三把琴都試過了，最後選中憶嚴使用的那一把。
文工團的同誌們，大部分是農村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