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紀念抗戰勝利40周年而作

在電影電視上見過的不算,現在還有多少人真正知道據點是什麼樣子嗎?

鄧智廣,十六歲就進過據點。

抗日戰爭時期,生活困苦,他十六歲看起來像十三歲;抗日戰爭時期,戰地的少年早熟,他十六歲的心眼頂二十歲的人用。

他在大連、天津日本學校上過學,會說日本話,還有一套天津的學生服。隨我大伯回山東老家後,他參加八路軍當交通員,就穿上學生製服,滿嘴唱著“哇達西久魯口滿洲母斯妹……”往據點裏鑽。

別說日本人看著他不像八路軍,連他自己也覺得不像個八路軍。

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掃蕩,有個從延安出發,途經山東去東北的過路幹部失蹤了。這個幹部來時穿著一套灰色土布棉軍裝。原說換成便衣,拿了偽造的“良民證”就乘火車去東北,衣服還沒換,敵人來個“鐵壁合圍”。突圍時他左腿中彈,被敵軍俘去。這一次受傷和沒受傷的,被敵人俘去有十幾個。幾個月後,這些人都有了下落。有被殺的,有被放的,按以往慣例,這地方的日偽軍抓到我方重傷員,並不虐待,大都放回。放的時候找幾個民夫抬上擔架,由傷員自己指點路線,抬到個中間地點就叫民夫回去,敵人並不派人尾隨。因為我們曾經抓到過他們的重傷號,全送回據點去了,雙方有了個不成文的默契。

可是這個幹部沒有放回來。據同時被俘的人說,他傷勢很重,一直昏迷不醒,日軍用擔架把他抬下戰場後就沒見過他。這個過路幹部,平日和任何人都不接觸,除去夜行軍一起行動,平時單獨住在交通站為他號的房子裏。而夜行軍時是看不清互相的麵目的。除去交通站主管人,誰也不知他叫什麼,因此也不會發生被叛徒出賣、暴露身份的事。

到了冬天,馬蜂塢據點調來一股偽軍,名叫“憲兵工作隊”。隊員全穿便衣,說話南腔北調。這股人不參加清鄉掃蕩,可別的偽軍繳來八路軍文件,或抓到俘虜,全交他們處理。隊長叫金城,據說是日本留學生,說話舉止都有幾分文氣。他們還有權處理偽軍中的“不法分子”。他們來到不久之後,正逢馬蜂塢集,忽然據點裏辦起法事來,幾個和尚吹吹打打,引出一口棺木。棺木前由一個偽軍挑著白幡,上寫“無名八路軍軍官之靈”,“憲兵工作隊”的人荷槍送葬。走到集上人多處,送喪行列停下,金隊長站在棺前發表了這樣一通演講:“盡管反抗皇軍罪在不赦,但皇軍以武士道精神,對被俘者仍施以人道待遇,對投誠者熱烈歡迎。這個八路軍幹部,生前已表示投誠,可惜負傷太重,未及報效皇軍就去世了。我們仍為之送葬。求趕集的老鄉帶個話給八路軍,我們已盡了武士的仁義,歡迎他們迷途知返,棄暗投明,我們一定廢棄前嫌,攜手共建大東亞共榮圈……”

這事引起我們疑惑,被俘的我方人員英勇鬥爭被擊斃刑斃,他們總是匆匆往荒墳地裏一扔,任憑鴉啄犬食,這回為什麼鬧這麼大排場?那幹部若真投降了,怎麼他們連姓名還不知道?

上級要派個人進據點了解真相,就選中了鄧智廣。臨行交代給他一個聯係人:偽鄉長,名叫宋明通。

宋明通也是我們本村人。他家有幾畝地,他種得有一搭沒一搭,一忙了就雇短工。他女人前五年去世,沒有再續娶家室,隻有一個孩子,在省城念書,寄住在他丈人家。他有點文化,會中醫,也能打算盤。他有時教幾天書,有時做幾天買賣,有時搖個串鈴出門去行醫。常常一走兩三個月,誰也不知上哪兒去。偏偏日軍掃蕩頻繁之時,他又蹲在村裏偎窩子。日軍進了村,全村跑空了,最後從秫秸垛裏把他找了出來,打了他一頓叫他為日軍籌集豬、雞、雞蛋、花生和白薯。豬早就叫村裏趕走了,雞也由老嬤嬤、大嫂子們抱著躲鬼子去了。他找出幾十個雞蛋,把自己家的花生、白薯弄了些交出去,盡管日本人還是大不滿意,可從此記下了他的名字。以後每逢掃蕩都到村裏找他,要他燒水,弄吃的,有時還帶路。有次我二大娘家一隻生蛋雞沒來得及帶走,叫鬼子當靶子用槍打死,從此我二大娘見他麵就罵,年三十還特意糊了個死人打的幡豎在他家門口。他對此並不著惱,說是老嫂子了,她罵不了鬼子不罵我罵誰?有人勸他,既這麼得罪人,何不出去躲躲?他說外邊也不好混,仍守在村裏不動。對於他的不肯出走,人們有幾種看法。有人認為他就是安心當漢奸,在為鬼子籌集給養時他也中飽了不少。有人算了賬,卻似乎他並沒落到多少便宜,可能還搭上點兒。因為鬼子來的次數多了,每次都要,村政府就立下個規矩,他籌集了多少吃用之物,報個賬,由村裏公攤。按賬目他沒多少油水可撈。也有人說,他出來支應日偽軍,是受了抗日政府的命令,不然抗日政府為什麼不治他呢?這似乎有理。但是,過年時抗日政府“擁軍優屬”,給抗日家屬送紅燈,卻給他門口掛了個黑豬皮燈,又喪氣又肮髒。這又不像是指派他去支應日軍的。最後就傳出來一個新聞,說他不再出去行醫,是在外邊丟了人,不敢再出去了。說是他最後那次出去行醫,碰上了劫道的,把他的藥包、財物全搶光了,隻剩下一個串鈴還在手裏。他沒有命地跑,迷失了方向,天黑後又下起了大雪,好容易看到個燈亮,走近了卻是孤零零的一戶看場院人家。他敲門求宿,裏邊不開門。他說:“行行好吧,再不住下我要凍餓而死了。”

主人隔著門說:“不是我不收你,我家正有病人,女人生孩子生不下來,要斷氣了,哪能招外人?”

他說:“哎呀,咱們有醫緣,我就是郎中。”

主人說:“你別騙人!”

他情急生智,立刻掏出串鈴搖了搖。主人一聽,大喜望外,連忙開門把他請進屋裏。

屋裏有個收生婆伺候著產婦,產婦幾經折騰,已經連呻吟都無力了,張著口隻喘氣,小孩還沒生下來。宋明通隻會治食積奶積,跑肚拉稀,根本不懂產科。況他除去串鈴,連治拉稀的藥也沒有了,怎麼治呢?他又不能打退堂鼓,離了這個有吃食有火的地方他真會凍死。就繃著臉說:“別急,給我在偏房裏生堆火,我去煉丹。半個時辰煉好,保你母子平安。”

男主人隻有一間放農具糧草的偏廈,在那裏給他生了火。他進去關上門說:“可不許偷看,看了就不靈了!”

烤了一陣兒火,身上暖過來了,他覺得處境不妙了。拿什麼給人家催產呢?正在無計可施,忽見牆角靠著一輛獨輪小車。車輪已卸下,兩個軸承的地方,有一堆沾了泥土的黑油角子。他靈機一動。用手指剜下油泥,合了柴灰,團成六粒梧桐子大的黑丸丸,開門喊道:“主人,取仙丹去。”

那主人本來對他半信半疑,一見真把丹煉出來了,立刻就換了笑臉,馬上說:“我先去救人,回頭給先生備飯。”

宋明通說:“三更半夜,你也不要另備飯了,我煉了這丹,損了不少元氣。有剩餅子、冷地瓜你拿點來,我先填補填補。有什麼話明天再說。”

主人取走仙丹,送來兩個高粱餅子一碟麻花鹹菜。他把餅子烤熱,就鹹菜吃下肚。身外有火,腹中有食,又飽又暖,困勁就來了,不覺歪在火堆旁就睡了過去。正睡得香甜,忽然上房一陣忙亂把他吵醒,隻聽見喊:“快叫郎中,快叫郎中!別讓他走了。”

他聽出是出了事,爬起來開開大門拔腿就走。主人聞聲就追了出來,邊追邊喊:“先生,你不能就這麼走了!”

他覺得事不好,索性跑起來,外邊雪大,路又不平,沒跑多遠就跌了個大馬趴。主人從後邊追上就抓住了他。

主人把他扶起坐好,咕咚一聲朝他跪了下去,叫道:

“謝謝先生救命之恩,孩子生下來了,是個胖小子。”

“啊?是了,我知道會生下來的。”

“你跑什麼?”

“我這人救人從不受謝禮,怕你謝我!”

“這樣大恩我不謝謝還能為人嗎?”

原來產婦並非別的原因難產,隻是接生婆外行,讓她耗盡了體力,過分虛弱了,才產不下。那樣的幾粒“仙丹”人肚,能不惡心嗎?一惡心胃就痙攣,胃一痙攣,腹肌就收縮。腹肌收縮,歪打正著,把個孩子推送下來了。主人隻當仙丹靈驗,硬是把宋明通接回家中。好吃好喝供養了數日。看看母子平安,天也放晴,這才送他一套紫花布新棉衣,打發郎中上路。盡管禍中得福,他卻嚇得不敢再出去行醫了。

此係傳言,並無對證。但由此可見宋明通在眾人心中是個比一般農民多幾分詭計,而又不離大譜的人。

一九四二年臘月二十八,鄧智廣進了馬蜂塢。

這一天是大集。山東土話叫“花子街”,叫花子來集上募集年貨,大小攤販不得拒絕。這一帶在大清朝時屬“東臨道”,是山東的貧困地區。馬蜂塢地處津浦路德州車站東南,距最近的縣城和火車站都在五十華裏以上。沒有河流,不通舟楫。抗戰前不僅沒見過電燈,連玻璃罩煤油燈也隻有大地主大鄉紳家才有。這樣的地主百裏方圓難有一戶。惟一的商品交換市場就是集市。農民把家產的糧食、雞鴨、手工編織的筐筐簍簍送到集上,換回火柴、海鹽、德國針、西洋色。聘閨女娶媳婦還要添置化學梳子、蘇州鏡子、天津“月中桂”的鴨蛋粉、北京哈德門的豬胰子。馬蜂塢是南北通衢官道,南下北上的生意人夠不上火車,全靠人背馬馱,走旱路必經此地。村中南北大街兩旁,少不了有幾家騾馬店、小飯店。有一家藥鋪取名“大生堂”,門外立匾上寫:“自辦生熟藥材吉林野山人參黃毛鹿茸”。他的藥材其實是來往客商賣下的便宜貨,並沒有人參鹿茸。一家剃頭店,張個幌子上寫:“朝陽取耳,燈下剃頭”。朝陽取耳屬實,燈下剃頭全虛。太陽落山各戶就關了門,從不做燈下生意。

抗戰初期,日軍隻在縣城和鐵路線,並沒深入到四鄉。中央軍撤到南方去了,馬蜂塢一帶真正成了“無政府區域”。有三兩枝槍、五六個人就可以拉起個隊伍,稱作“團兒”,頭兒姓張叫“張團”,頭兒姓李叫“李團”;也有以“團長”的外號取名的。“胖娃娃”、“三江好”都可以成為團名,拉起團就可以找老百姓要給養、籌款、殺人、劫貨。日本軍還沒到,老百姓先就叫自己人洗劫了一遍,集市自然就停下。後來從山西開來八路軍,才把這些土團衝散,有的投了日本,有的歸降八路,也有的投到南邊找中央軍去了。八路軍便在馬蜂塢安了大營,成立了抗日區政府。從此民兵集訓、幹部學習全到馬蜂塢來,這裏成了抗日根據地的領導機關所在地,自然也就恢複了集市。四年以前,日軍也曾來掃蕩過,他們來,八路就撤,他們一走一過,掃蕩完仍回縣城,八路軍反掃蕩完了也仍回馬蜂塢。集市並沒中斷過。一九四一年冬天日軍又來掃蕩,一路走一路抓民夫,到了馬蜂塢他們就不走了,用撚探條打著民夫為他們修炮樓夯圍牆。日本駐軍的頭目是個少尉,少年得誌,他認為這裏是抗日根據地,不使老百姓懾服,不能住安穩,便拿民夫開刀。每天勞動時,他嚴加監視,隻要誰偷工減料,動作懈怠,或在言談舉動中有稍露反抗之意,下工時叫出隊來,讓他們跪在隊前,當場讓士兵用戰刀來“試膽”,殺死的人他不許埋葬,而讓人扛到村頭各個路口暴屍示眾。這幾個炮樓修了三四個月,天天抓來新人,天天殺死幾個,以致誰也說不清這三四個月間究竟有多少人被抓、多少人被殺。隻知足有半年光景,馬蜂塢村頭總有烏鴉飛、野狗跑,天黑後沒人敢從那些路口走過。後來據點安穩了,日軍少尉高升了,來接任的是個準尉。他和那少尉是兩個學派,他主張宣威懷柔,同時並進,要裝點“王道樂土”的太平景象,重開集市,這才命人把殘碎的屍骨就地埋掉。但埋得並不深,一場雨過後,又都暴露出來,趕集的人們要從滿地枯骨上走過。所以到這趕集的人,還沒進村先就得到一個警號——這是個殺人不償命的地方。死的死了,活著的人還要想法活下去,老百姓要過日子,貨攤設在敵人刺刀之下,這集也還是要趕的。他們不像紅衛兵們想得那麼清高,寧可餓死也不到敵人據點去做生意。

這村南北長,東西窄,鄧智廣從南邊來,先進牲口市。一個麥場上,釘了些橛,拉了些繩,拴了些馬牛騾驢。有搬著牲口腦袋看牙口的,有拉著牲口韁繩看腿腳的,場邊一些經紀人東跑西說,把褡褳搭在胳膊上與人手捏手地講價錢。過了牲口市是家什市,賣的是鎬鋤犁耙,竹笤木鐵。再往裏雜貨市,這裏就熱鬧了,賣針的把針當作飛鏢,抓住一把揚手投出,顆顆釘在本板上。賣刀的把菜刀當成鋼鍘,按一捆鐵絲在地,刀刀剁得鐵絲寸斷。賣木梳的偏拿木梳作鋸使,用它來鋸木棒,鋸得木屑四濺。賣瓷盆的愛將瓷盆當銅磐敲,拿它來奏樂,敲得丁當悅耳。這些人在表演的同時還要唱。賣德國鋼針的唱道:

打敗過黃三太的甩頭一子,

壓下去小李廣的百步穿楊,

黑敬德掄起鋼鞭來較量,

打了它三天兩後晌!

賣木梳的唱的是:

梳攏過王母娘娘盤雲髻,

調理過楊貴妃的八寶頭。

王三姐窯前把青絲理,

穆桂英馬上梳發鬏,

昭君梳了個和番柳,

孫二娘梳的是夜叉頭。

在表演中交貨,在唱聲中收錢,做買賣倒像是附帶的小把戲,表演和唱才是正功。

但他們的生意不算興隆,原因是這集上少個棉線市。賣線賣布,是婦女們的專利,可女人們不敢到鬼子漢奸鼻子底下來拋頭露臉。沒有女人,這個市也就辦不成,木梳和鋼針也就少了主顧。當然,這集上也不是一個女人沒有。日本軍隊沒到這裏前,這裏還保持中國農業社會的純樸風俗。日本軍隊和漢奸機關一到,殖民地社會的惡習頹風也隨了來。城裏有幾家妓院,每到掃蕩之後,年節之時,估摸大小漢奸的腰包裏有幾個不義之財時,便套上兩輛牛車,載上幾個姑娘,來開支店。她們並不長住,十天八天,漢奸們錢包裏的錢抖落得差不多了就套上牛車回城。所以並沒有固定的店址,臨時租兩間房,地上鋪上麥秸,就做生意。好人家的房屋不肯租給他們,多半租的是菜園場院的草柵更屋。有個把姑娘被某個漢奸頭目看中了,交熱了,就包她半個月二十天。那時她就堂而皇之地住進兵營或衙門裏去做幾天壓寨夫人。

鄧智廣來到集上時,正有這麼位“紅姑娘”招搖走過來。她上身穿一件翠綠挽襟軟緞棉襖,下身著紫緞紮腿棉褲,兩隻腳纏得又窄又小,穿一雙大紅綾子繡花鞋。看年紀有二十四五歲,長圓臉上濃妝豔抹,梳一根長辮,粉辮根,紅辮梢,辮梢上墜著銀墜腳。這副打扮,在當時也是城裏少見鄉間難尋的。鄉下有這副頭腳,沒這等妝扮;城裏人有這副妝扮,沒這副頭腳。

她一走進雜貨市,就引起一陣騷亂。散在貨攤前的大小偽職人員,一下都聚到了她身邊。

“喲,三姑娘嗎?好俊的行頭!”

“裹得好腳!”

她左右應酬,嬉笑嗔罵,用手刮一下這人的頭,用足踢一下那人的腳,在一群人追隨下招搖走過。兩邊農民小販,看得目瞪口呆,有人臊得滿臉通紅,有人氣得罵街,有人小聲議論,有人大聲責斥。鄧智廣也看得走了神,心想:“天下竟有這樣沒有廉恥的女人!”這時肩上著了一掌,有人在耳邊問道:“爺們,傻了眼了?”

鄧智廣收住神,認出這個穿羊皮二大褂子、戴銅框眼鏡、頂青氈小帽、拉著一頭小毛驢的人是劉四爺。鄧智廣來的路上,對完成這次偵察任務還滿有把握。到了集上,這點自信就開始下降了。這麼大個村子,這麼亂的地方,從哪兒入手呢?總不能一來就去找宋明通要辦法。劉四爺這一巴掌,又把他的信心提起來了。

劉四爺神秘地笑了笑問:“爺們兒,大年下的是來趕集呀還是來辦貨呀?”

鄧智廣說:“這不是說話的地方。”

劉四爺說:“我自有說話的地方,跟我來!”

劉四爺久居農村,卻不以務農為本。不做買賣不耍手藝,可逢集必趕;家中哪怕揭不開鍋,可總喂著一頭驢。他會點獸醫,有幾手絕活,最拿手的一招叫“火燒戰船”。牛得了瘟病,人們多找他來治。他不用藥不用針,隻找主人要五斤燒酒、一床破被,把酒在牛身上擦遍,劃根火柴,騰地一聲,那牛眨眼間渾身起火,掙紮嚎叫。他趁勢拿破被把牛蒙頭蓋臉的一捂。半個時辰之後牛連燒帶嚇出一身大汗,法到病除。他由主家招待一餐酒飯,帶著治牛剩下的燒酒告辭而去,不另收費用。

光靠這維持不了幾口之家的生活,他就替人收稅。

這一帶鄉下距縣城遠,不論大清國的縣衙門還是國民政府的縣政府,誰也沒法派人下鄉到集上來收牲口交易稅。可這筆錢又是老爺們的衣食財源,所以從幾百年前就留下個慣例,把四鄉的稅包給各鄉地主鄉紳去收。承包人打總向縣裏交一筆租金,領下執照,他們就憑這執照趕集收稅。能包得起稅的人多半又是吃不了奔波之苦的人。他們就再把各集口的稅收分包出去。他從縣裏包稅是先付後收的辦法,轉包時則改成先收後付。說好一集交多少錢,由收稅人先去收,收完當天結賬,把包銀交完,剩下多少歸收稅人。要是收的不夠包銀,可以拖欠,但不能調免。收稅人幹的是沒本買賣,這就要靠信用。

按常理推斷,幹這勾當得有武裝作後盾或是黑社會幫會勢力作靠山,不然買賣雙方不給錢怎麼辦?劉四爺決沒有武裝力量,因為他身後既沒腆胸疊肚的漢子,手中也沒有拿槍拿刀。幫會勢力是否有也不得知,沒見他擺香堂喝盟酒。但他收稅從沒遇見過麻煩則是事實。也許是山東受孔二先生影響深,多講禮義,對這習慣了的交銀納稅從無爭議。令人費解的倒是他這收稅竟然不受政權更迭的影響。北洋政府時他收,國民政府時他收,八路軍來了成立抗日政府,雖不再把稅包給私人,可還聘他為收稅員。現在八路軍退出了馬蜂塢,他又來收。這次是替誰收,鄧智廣就不清楚了。鄧智廣並不因此就跟劉四爺生分。他什麼集都趕,常把見到的、聽到的敵人情況到敵工科彙報。鄧智廣知道組織上把劉四爺既不當基本群眾也不當敵人看待,按現在說法,是個團結對象。

劉四爺在一家小飯鋪近旁借了間小房,寫了個“稅務代辦所”的牌子,遇五逢十馬蜂塢有集他就把牌子掛上,集一散他就把牌子摘下來存在小飯鋪裏。這間小屋裏隻有一張破桌子,幾條長板凳。稅是在集上牲口市收,收了錢他放到褡褳裏另找地方去算賬,這間屋從來不辦跟稅務有關的事。鄧智廣問他:“你既不在這裏收稅,要這間屋幹啥?”

他說:“朋友們趕集來有個歇腿喝茶的地方。”

鄧智廣說:“歇腿就歇腿,喝茶就喝茶,掛這個熊招牌幹啥?”

他說:“有了這招牌,就算一路諸侯。鬼子偽軍就少來找麻煩。有了這招牌,我這身份也就是官的了。他們不好再撈油水。”

鄧智廣問:“你現在這稅到底是替誰收的?”

劉四爺說:“主家不讓說,我就不能多嘴。你多看看自然明白,明白了你也別問我,問我我還不說。”

他又反過來問智廣:“你來幹什麼?”

智廣說:“辦點事。”

“辦啥事?”

“我也不能說。”

“用得著我幫忙嗎?”

“用得著。”

“幫啥忙可得說呀。”

“我得進據點裏去。”

“長期呆下還是看看就走?”

“看情況再說。”

“這忙我幫不了。”

“你是怕沾麻煩?”

“有這麼點,不過我知道誰能幫這個忙。”

“誰?”

“鄧區長,你們自己家裏人。他有辦法。”

這位鄧區長,大號明三,是鄧智廣的族叔。民國十二年山東大旱,他去天津找活兒幹,鄧智廣他爹正在造幣廠做工,就把明三保薦進了廠。後來直奉交戰,天津大亂,鄧明三夥同幾個老鄉,用鍋灰抹了臉,搶了皖係一個師長的公館。皖係得勢後追查這個案子,同案人有落網的,交待出有鄧明三。鄧明三早已帶著錢財跑了,就抓保人。智廣爹為他蹲了八個月大牢,花光全部家當才買出條命來。鄧明三帶著錢財回到山東,做起貨棧買賣來,從此成了小財主。智廣爹出獄後,鄧明三曾派人送來幾百大洋,向他致歉。智廣爹把錢退了回去,聲明不再認這個族弟,從此不與他來往。但鄧明三對智廣爹始終還是尊敬的。隻要在路上碰到,還是笑臉相迎,口稱二哥:“你別跟弟兄認仇呀。有難處隻管說,你不來叫大侄子來一趟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