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生活中，博弈不僅僅是權衡的結果，更是對抗的成因。因為殘酷的博弈可以使各方都意識到唯有在合作團體中才能使自己在這個殘酷的博弈中取勝，靠一個人單獨的力量是不可能取勝的，所以，競爭壓力越大越會把合作團體結合得更緊密。當然，這種更緊密的合作是以對其他博弈方更為強烈的對抗為代價的，這種博弈會同時培養人的對抗意識與合作精神。
比如，日本民族是一個對抗意識和效忠意識都很強的民族，這是由於其特殊的地理曆史條件決定的。日本是一個島國，國土麵積小，周圍為大海所環抱，多地震多台風，物產不豐富，自然環境條件較差，根據前麵的分析，總資源較少的正和常量博弈必然引發激烈的對抗，形成激烈的對抗博弈。封閉的地理環境又像蠱術中的罐子，把博弈各方關起來，加劇對抗的激烈程度，所以激烈的對抗必然是其曆史特征。事實上，日本在曆史上曾有漫長的時期處於戰國時代，各武士集團之間發生激烈的爭鬥，其殘酷程度無須贅言。
例如，曆史上曾經統治日本數百年的平氏家族，在被德川家打敗之後，族中的男人上至八十歲的老人下至還在母腹中的胎兒，一個不留全被殺光了，當時雖有個別逃走的，但很快也被捉回來殺掉了，因為日本的國土狹小，這種徹底的斬盡殺絕是容易進行到底的。所以，日本武士沒有退路，一旦失敗隻有死路一條，不像中國幅員遼闊，豪傑們中原逐鹿失手還可以遠遁塞外、退守巴蜀或逃到嶺南，逃不走時潛藏於深山也可保全性命。這種沒有退路的博弈態勢養成了日本武士的武士道精神，日本武士沒有偷生的習慣，因為客觀上也沒有偷生的可能，麵對失敗日本武士的傳統選擇是切腹自殺。
這種強烈對抗的博弈，其結果就是培養了日本人強烈的歸屬感和效忠團體的意識。因為在殘酷的博弈下，靠個人的力量是難以生存的，隻有依靠團體力量，共同求得生存。所以強烈的對抗意識是日本民族性格的根本特征，而對團體的效忠精神則是一個次生的特征。時至現代，這種內部團體之間的對抗意識轉化為對他國的對抗意識，而對團體的效忠精神轉化為民族主義，使得日本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為帶有明顯的民族特點。
其實，不僅在社會生活中，而且在文化方麵也滲透著這種高度對抗造成的張力。日本人不管是研究圍棋還是研究水母（日本天皇裕仁是世界上研究水母的幾個著名專家之一）都有一種縝密、精研、注重細節、一絲不苟的精神，這其實是其內在的對抗意識在思想方法上的反映。
當然，博弈中所競爭的利益，有些是屬於博弈本身的，有些和博弈沒有直接關係，是人為加上去的，如棋賽中的獎金，戰爭背後的利益爭奪等。對任何一種博弈，剝去這種附加上去的利益，都有其最直接的競爭目標，也就是作為博弈的勝負判別標準的那個東西。
如戰爭以進行到最後哪方還具有保留作戰能力決定勝負，一切策略都圍繞這一目的。可以通過政治攻勢瓦解敵軍的士氣，削弱其戰鬥力，所謂“攻心為上”；可以襲擊敵人的指揮部，造成敵軍失去指揮，喪失戰鬥力，所謂“擒賊擒王”；也可以切斷敵人的運輸補給線，使部隊失去戰鬥力；通過正麵戰鬥消滅敵人是最根本的辦法，也是比拚實力的辦法；在比拚實力的戰鬥中為了在戰鬥進行到最後階段時仍然有戰鬥力，保留預備隊是關鍵，預備隊不能過早投入，因為戰爭的勝負決定於最終誰還有戰鬥力。
隻有這個勝負判別標準才是博弈計算的關鍵，也隻有這樣才能落實到操作上，其他東西都是後加上去的，和博弈本身沒有直接關係，不必考慮。其他東西對勝負沒有意義，考慮太多隻能使人患得患失，影響情緒，或者幹擾人的注意力，使人不能集中注意力於博弈本身的勝負，影響正確計算。參與博弈的最佳心態是忘記博弈以外的一切，心中隻有這個最基本的勝負標準，這就是博弈中的“平常心”，這種心態最有利於水平的發揮。
我們可以想象這樣一種情況，兩個圍棋高手，在皇帝的命令下對弈決生死，劊子手已經準備好，輸棋的一個立刻拉出去砍頭，這時候，這盤棋會下得更精彩呢還是更糟糕？一般而言肯定會下得更糟，因為人在這種緊張狀態下思維必然會受到影響。
其實，一盤沒有任何獎懲的棋和一盤決定生死的棋在計算勝負時都是一樣的，勝負所代表的意義是博弈以外的事，和博弈本身無關，對勝負是沒有影響的，應該徹底剝離出去，在計算時不予考慮。再比如在運動場上，優秀的運動員自然能認真參加比賽，用不著以個人或祖國的榮譽來激勵，也用不著以經濟利益來激勵，那種沒有激勵就不能興奮起來的人注定不可能成為真正的高手，那種被激勵出來的鬥誌也是有時起好作用有時起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