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在1999年發表了《肚子的記憶》，這也是一篇奇特的小說，其奇特處不僅僅在於東西一如既往地把人物及其生存狀態進行扭曲，從而為敘述建立一個延長地帶；而且，這篇小說中所有的人物都參與敘述，每個人物既是敘述人也是被敘述人。
巴赫金指稱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複調小說給每一個人以同等的說話權力，巴赫金說的“複調小說”主要是指在對話結構中來處理人物的平行關係；東西則讓每個人物直接參與敘述，人物在敘事中的地位不斷變換，他在看別人的同時，也被別人所看。全知全能的敘述人，現在隨時被改變。這部小說講述一個患“暴食症”的家夥引發的一係列事件。東西的小說敘述總是選取一小入說總是把生活加以扭曲，然後展開他的反常事件。這個患暴食症的郵遞員同時患了失憶症，因為失憶向暴食，因為暴食而失憶。這些故事和人物當然部是反常的，東心敘述的力量來自對生活扭曲和變形產生的張力。卑瑣的希望，可憐的欲求，徒勞的掙紮，這些部使東西的那些反常規的人物不斷製造荒誕效果。
東兩竭力去尋找生活到底在哪裏出了毛病，很顯然，東西過分沉浸於他所揭示的那種荒誕情境——在這些情境中，確實顯示出東西超人的才華，但東西回避了牛存世界的病根，那些更根本的問題、更症結性的問題在什麼地方，也許答案並不難找到，但在小說敘事中如能更深刻地去洞察生活內在複雜性，也許會使東西的小說獲得更深刻的力星。東西同時期還有不少作品頗為出色，例如，《我和我的機器》，《把嘴角掛在耳邊》，《戲看》。等等。在這裏限於篇幅，難以一一論及。
如果說東西是通過把底層小人物的生活加以扭曲米建立敘述的可能性，那麼，鬼子則是把底層人物的生活推到苦難的極端，通過層層加碼，使他的人物遭受所有的不幸，從而建構一部苦難的奏鳴曲。1999年鬼子發表《上午打瞌睡的女孩》，這篇小說無疑表現了鬼子對苦難的書寫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鬼子兩年前以《被雨淋濕的河》而令文壇震驚，中國當代小說已經多年無法直麵人民的苦難，鬼子麵對了，不留餘地。在兩年前的一篇文章裏，我曾分析過鬼子的個人經曆與他對苦難書寫的關係。確實，當代中國作家也少有像鬼子那樣出身於底層勞動階級，對苦難生活有著切身的體驗。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資格書寫苦難的。那些享受著特權社會所有好處的人，那些在紅地毯上漫步的人們，奢談苦難就令人可疑。但鬼子有資格，他經曆過，而且始終銘刻在心。反複書寫底層人的苦難，表現他們無法承受的生存壓力，這是鬼子寫作的持續主題。
這篇小說講述一個家庭的母女倆經曆的不幸生活。故事可能發生在一個小縣城，因為下崗而生活拮據的女工程師偷丁塊豬肉，導致丈夫出走。這使母女倆的生活立即陷入恐慌，母親的所有願望就是找到出走變心的史夫。這是絕望的“尋找”，其結果星女兒也遭遇更大的不幸，母親也終於死去。從傳統的現實主義角度來看，這篇小說無疑是典型的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品，它尖銳地器露了底層民眾的生活困境和他們在這種困境中的無助．巾同社會是一個落差極大的豐十會，在沿海地區和發達的大城市，改革開放無疑帶來社會相當大的進步，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發生了相應的飛躍。最先進的後工業化社會的那些現象在中國的大城市裏比比皆是，傳媒、廣告業、時裴、各種演藝和體育競賽、電腦、網絡……等等，但中國的基層社會依然貧窮落後，從現在的各種傳媒中不難看到鬼子所反映的現實生活的真實性。
鬼子並不單純描述苦難生活的一些事實，這篇小說蘊含的實際主題，在於揭示經濟變動時期家庭所承受的災難性後果。對於一些弱勢群體來說，經濟變動給他們帶來的隻是災難。一部分人富起來了，另部分人卻更加貧窮，他們別無選擇。這位母親可能屬於這一類型。她雖然身為工程師，也屬於科技知識分子一類，但她的恩想觀念卻依然停留在半個世紀前。我們也許會責備她自作自受，但作為生活的弱者，她們無能為力。生活中總是有很多的弱者，沒有那麼多自強不息的人。她們的生活隻能靠外部較好的環境來建立安全感，一處在困境中則隻能任憑生活走向崩潰的結局。父親當然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壞蛋，被當今商業社會激發起的欲望所俘獲，個人的欲望滿足完全淹沒r傳統的家庭倫理和社會責任。最不幸的也許還是寒露。這個未成年的中學生由於家庭的破碎而走向個人生活的絕境，她四處尋找父親不過是她生活無望的一個象征，就是找回了父親，她又能如何呢，所有不該經受的苦難，她都經曆了。
這部小說把一個家庭的生活推到苦難的極端，母親的故事有如“為奴隸的母親”的現代演繹，打瞌睡的女孩寒露的故事則更其於《賣火柴的小女孩》。毫無疑問，這篇小說對苦難生活的書寫催人淚下，對底層人民不幸的反映在當今小說中也是絕無僅有。鬼子小說的敘事凝練而冷峻，直接切人生活的實質，他的敘事兒乎是偏執地向前推進，固執地走向極端。鬼子的小說也有值得追問的地方。這篇小說在藝術上相肖純粹，幹淨利落，鬼子的那種凝練冷峻的敘事風格表現得非常充分。這篇小說還接近電影的表現手法，鬼子不貝是把握情緒和情感的單純方麵，同時在把一種情感氛圍推向極致。他處理那些結構的轉折也很像電影，例如“偷肉”、“父親出走”、“失身”等等關鍵性的情節轉換，帶動了人物的命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顯示出情節本身的內在生長力。那些情境的處理也很具有電影的氛圍，如在賓館尋找父親，那種表現情感的現場情境氣氛就極有表現力。但從另一方麵來看，鬼子的小說情節過於硬性，它們像是一個符合目的性的必然過程。鬼子隻關心苦難和不幸，他過分專注於他要達到的目的，以至於人物所經受的苦難像是敘述的強加，敘述總是不顧一切地層層加碼，直到把苦難和不幸推到極端。這使他的人物總是有單麵化和類型化的特點，好人就是好，壞人就絕頂的壞，不幸就是絕對的不幸，苦難就必然陷入絕境。當然，書寫苦難本身是相當困難的一件事，沒有徹底沒有絕對就沒有苦難，對於某一部小說這樣寫也許是必要的，我隻是擔憂鬼子如何處理生活和人物的複雜性和相對性。當然，鬼子可以以他的方式去表現他所理解的生活，去演奏他的苦難奏鳴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