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李馮的小說永遠是一件漫不經心的事，他可能恰恰和鬼子處在某種狀態的兩極。李馮的小說總是在輕鬆自如中給人以明晰的快感，那些快樂和智慧的趣味是隨時隨地從段落和句子中看似不經意地講述的人和事中透露出來的。近二年李馮的小說風格變化不大，寫作的主題也還是在兩個維度上展開，一方而是當下的城巾_邊緣文人的生活，另一方麵是對近現代曆史的演繹。《一周半》描寫兩個外省青年人進京，試用以自由撰稿人的方式在北京謀求發展，但他們很快就被生活的現實性所壓垮，麵對經濟的困窘和個人的生理欲望無能為力。李馮寫出了一部分“藏匿於高校的異類”不安分的生活幻想，一種在商業主義時代的小資產階級生活幼稚病。概括李馮小說的主題和內容並不難，但李馮小說的特別之處在於他對那些生活過程的靈巧而機智的表達。隨意出現的生活場景，偶然湧現的想象，李馮的小說就像是不經意打開的一個生活側麵，你隨時隨地部可眺望到那麼一些情趣。鬼子的小說像一堵硬梆梆的牆，他總是去發掘牆下的生活死角；東西的小說有如指給你看那些翻牆者，他總是不懷好意地去拉扯那些翻牆者的腿部關節，致使他們的姿態怪異可笑；而李馮則是在牆上隨意亂畫，或是打開一扇窗戶，他自己就跳將過去。李馮的小說如同可寫性文本，不知道他在哪裏開始，也不知道他要在哪裏結束；開始和結束都是暫時的，也不重要，它們不過是短暫的停頓。李馮的那個敘述人不斷參與到敘事中，他的感覺細致，稍稍超出常人，既在情理之中，x在意料之補。那些平常的生活細節，其實常常越出生活的正常軌跡。
例如這種描寫：
我在車站廣場的人群中尋找老吳，最後在一個角落的一堆民工中找到了他。老吳出發前新剃了個頭，所以發青的腦門在人堆裏很顯眼。他懷裏抱著一隻紙箱，看到了我，他端著紙箱站起來，似乎是想把它交給我。我試圖接過來，它分量非常沉，但老吳實際上卻抱緊它不放。“老吳，你到了多久？”栽問。“三個小時。”他說。“三個小時？你就一直坐在這兒？”我嚇了一跳。“火車開得比你想象的快。”老吳憨憨地笑笑，顯得有些精神恍惚。
這種描寫看上去平實，但每一句似乎都暗含著對生活進行重新組裝的可能。老吳的光頭形象，他抱著一個紙箱的姿態，他等了-_個鍾頭的這種行為，他精神恍惚的神情……等等，仔細辨析，小難發現在李馮小說敘述的平實外表下，掩蓋著對生活重新改寫的那種力量。如果說鬼子是重拳出擊，東西是怪招頻出，李馮則是四兩撥千斤。鬼子是拿一副鞭子拷打生活，東西是拿一把錐於紮生活，李馮則是手持一支狗尾巴草，給生活搔癢。有時候，這種搔癢搔到要害處也會叫人受不了。李馮的那些漫不經心的嘲弄，使生活在變質的那個瞬間突然變得陌生，突然使人湧溢出摯愛生活和生命的感受。老吳拍打電腦，老吳衝動地買下電話，老吳渴望和那個光頭女孩約會，暮色中二男二女在胡同裏有目的叉沒有目的地行走……這些非常平實的日常生活細節，隱藏著複雜的心理，湧動著難以壓製的生活渴望。什麼是有質感的生活？有時候是要把人、把生命壓垮的那種東西（如鬼子筆下的有些場景）．有時候就是那些突然湧溢出來的願望。這篇小說在李馮的小說中並不能算是突出的和典型的，但卻是耐人尋味的那種作品。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李馮的小說在趣味和風格方麵有點類似汪曾棋，盡管他們所寫的生活性質完全不同，但那種格調，那種韻味，那種情致，有某些異曲同工之意。當然，汪曾棋的那種老到和意境是李馮所不具有的，但李馮有另一種東西。不同時代的人有不同的經驗，有對待生活的不同態度，在本質方麵是不可比的，但作為漢語寫作，他們又有某種共通的地方——他們都可以在平淡之處，顯示出生i舌的雋永和不可磨滅的痕跡。
李馮的寫作確實有向著俏皮方麵發展的趨勢，這不僅在他的一些關於現實的小說中可以見出（例如這裏提到的《一周半》以及《在天上》等等），在一些改寫近現代曆史的故事中也越發明顯。他在1999年發表的《譚嗣同》就完全像是曆史諷刺小說。對曆史的改寫和顛覆一直是李馮的業餘愛好．之所以說是業餘愛好，因為李馮寫這些小說像是從不刻意要去完成。他的那篇關於徐誌摩與陸小曼的小說，同樣是在解構曆史。曆史英雄和名人，都在他的改寫中變成一個普通人。對曆史進行解魅，從中獲取敘述的快樂，這是李馮的特殊才情。
李馮最近寫的《在天上》和《七短章》都是不錯的作品，依然是那樣輕鬆從容地剖析生活。對於李馮來說，生活在哪裏變質，哪裏就有快樂出現。生活的那些動人之處，恰在於那些變形錯位的環節。那個一心想換係的鐵梅和“我”（《在天上》），那個在安美美安莉莉之間周旋的杜馬，這些人物都有些神經兮兮，但他們總是渴望越軌。也許是一種生活的勇氣，也許是當代生活在最本質方麵出了毛病，李馮總是躲在幕後，不置可否。他讓我們去感受生活並自己作出判斷。在廣西的三劍客中，李馮也許是最不負責任的一個，這與最負責任的鬼子形成強烈的反差。
鬼子決不含糊地告訴你，什麼是生活中該詛咒的東西；東西也明白地告訴你什麼是生活中應該撕開來看看的東西；李馮則隻告訴你什麼是有趣的可以隨便看看的東西。
不管怎麼說，這=個作家同出於廣西，他們的風格其實大相徑庭，但他們的存在給當代文壇輸入了活力，他們的存在恰如其分地在當代中國文學最薄弱的那些環節起到了支撐的作用。鬼子多少有些暴力化的寫作傾向，給軟弱的文學寫作注入一種強硬的力量；東西的詭秘使當代小說敘述的呆板裂開一道縫隙；而李馮的靈巧也使笨重的文學獲得暫時的輕鬆。但我這麼說並不意味著他們的存在就無可挑剔，也不必挑剔。事實上，我總是覺得，鬼子的寫作過於沉重，東西過於詭詐，李馮則過於輕巧……
這當然都是他們的特點，我不知道如果他們之間稍微靠攏一點，是否會抹去各自的特點？或者各自就走向個人的極端，獨樹一幟也未嚐不可？我無法得出結論，但我拭目以待。
1999年12月21日於北京望京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