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嚐試著與世界其他民族建立起廣泛平等的國際關係。隻要我們承認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不得不介入到廣泛的世界性聯係中來的這一事實，隻要我們接受今天的中國再也不可能在自我封閉的“老大帝國”的幻想中持續發展這一事實，那麼我們必須重視這一事實在現代中國文化發展中的特殊意義，一種其他的西方民族所無法體會到的文化衝撞與文化融合的意義，我們也不會將這種國際關係的建立簡單地視作是中國被迫地卑屈地“臣服”於西方文化的霸權。因為，鴉片戰爭中的“挨打”是一回事，現代中國文化需要中國人自己的主動發展又是一回事。
4.重建自己的理性批判意識，同時重新發現個體的生命意識。這是豐富和完善現代中國人靈魂的雙重努力。理性的批判意識是直覺主義的中國傳統所缺乏的，卻又是現代機械化明晰化的工業社會所需要的，更是處理現代複雜的人際關係、民族關係，表達自由的精神價值觀念所需要的；對於自由人生的投入和享受也使得現代中國人有可能走出傳統禮教的自我約束，重新發現自己的個體生命意識。值得注意的在於，這一係列的“重建”與“發現”在西方表現為文藝複興以後一個漫長的曆史過程，且常常表現為彼此的抵牾和交鋒。但是，在現代中國卻幾乎就同時出現在許多知識分子的追求中，單純抓住西方文化在某一個時代的追求來測量現代的中國，許多問題都含混得讓你難以說清。
這種不適用首先就體現在“現代性”這一概念的基本內涵上。眾所周知，我們自西方引入的這一概念具有它特定的內涵。正如我們目前已經達成的共識那樣：“現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種時間意識，或者說是一種直線向前、不可重複的曆史時間意識，一種與循環的、輪回的或者神話式的時間框架完全相反的曆史觀。”也就是說，“現代性”是西方人在走出王權專製、完成民主政治及工業文明的共同的世紀性時間記載。至於對啟蒙的追求、對進步的信仰、對理性的倚重等等都可以說是這一新的時間記載年代的突出思想文化特征，而來自於藝術審美領域的懷疑和否定則代表了敏銳的知識分子對於社會文化一種“救正”的傳統。它最突出的特點的確就在於與“時間”體驗密切相關的一係列內涵。它的“世俗”的一麵充分體現了曆史發展的新的內容，而“審美”的一麵則反映了外部空間的特質壓力減小的情況下，西方知識分子對於生命流逝、命運歸宿的時間向度的焦慮。這正如現代西方文學已經不再以表現反抗空間壓力、爭取自我實現的故事為主體，從托·艾略特的《四個四重奏》到葉芝的《麗達與天鵝》，從喬伊斯的《芬尼根們的守靈》到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從貝克特的《瓦特》、《等待戈多》到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時間”和由“時間”而引發出來的主題成為了這一時代文學常見的景觀。
然而，這種明確的“時間性”的體驗卻並不能夠準確地概括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的基本特征。進入“現代”的中國，當然進入到了一個全新的時間概念之中。傳統的“五德終始”、“陰陽循環”的曆史意識遭受到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性時間意識的衝擊，但是進化性時間意識卻往往不過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支撐自己新的人生追求的道德力量，在更頻繁更直接的感受中，他們不得不經常麵對的還是“現實是什麼？”“我如何在眼前的社會實現自己的理想”？“什麼是當下理想的人生”？或者如魯迅當年在日本與許壽裳常常討論的那樣：“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它的病根何在”？——這都是一些與我們現實生存直接相關的空間生存問題。王富仁先生指出：“在中國近現代的知識分子前麵，世界失去了自己的統一性，它成了由兩個根本不同的空間結構共同構成的一個沒有均勢關係的傾斜著的空間結構。在這裏，首先產生的不是你接受什麼文化影響的問題，而是你在哪個空間結構中生存因而也必須關心那個空間結構的穩定性和完善性的問題。”在中國現代文化史與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傑出的知識分子（作家）的最精彩的思想往往都來自於他們特殊空間感受（而非單純的時間感受）。魯迅就是這樣。雖然我們常常說進化論的思想讓魯迅看清了舊中國的落後與黑暗，但其實魯迅卻更頻繁地表達著這樣的生存實感：所謂的現實不過就是“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的夢魘，因為，“曾經闊氣的要複古，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魯迅就這樣將進步/落後、改革/保守的曆史時間的“絕對”，解構成了現實空間關係的“相對”。他甚至還不用這樣“世俗”的空間生存體驗來消解指向未來的“時間”前進的神聖：“到了晚上，我總是孤思默想，想到一切，想到世界怎樣，人類怎樣，我靜靜地思想時，自己以為很了不得的樣子；但是給蚊子一咬，跳了一跳，把世界人類的大問題全然忘了，離不開的還是我本身”。在魯迅精神的同一方向上，成長起來了現代中國的優秀詩人穆旦，他的詩歌中的反複出現“被圍困”、“被還原”的空間的痛苦，深刻地揭示出了“一個封建社會擱淺在資本主義的曆史”。
對於中國現代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的解讀，就必須真正進入到這樣的空間體驗中去。
與此同時，“現代性”批評話語中所概括的一係列“現代性”觀念——如致力於啟蒙、對於科學的信仰、相信線性進化、以理性為中心等等——對於現代中國所存在所發生的事實來說也常常不過是一種似是而非的定位，中國似乎呈現了如上的因素，但定睛觀察又不完全是那麼回事。這些在西方世界裏基本上已經形成的思想的同一性在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那裏並不存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並沒有在如上的觀念方麵達成全社會性的共識——不僅是這些外來的“現代性”觀念，就是我們前文所述中國現代文化發展的幾個方麵的“取向”，在不同的現代中國人、現代中國知識分子那裏也有著並不一致的認識。從某種意義上講，現代中國的文化是多種複雜的文化取向的混合體，既有現代中國人對於當下人生的體味和追求，也有他們對於西方文化的理解和追求，還包括對於中國古代文化的理解和追求，不同的人對於不同的文化趨向都有著不同的喜好，各自喚起的心靈共鳴也不等同。在魯迅、胡適、吳宓、梁漱溟、辜鴻銘、徐誌摩這些現代知識分子之間，顯然具有相當大的文化差異，前述種種的“現代性”觀念就不能將他們統一起來。在這裏，出現於中國古代的實用主義思維已經在很大的程度上消解著傳統知識分子的價值同一性，而在中國古代文化格局打破之後的現代中國，各種文化的遺留物與飄忽物又再次彼此衝撞，新的價值同一性的建立同樣遇到了重重的阻力。這就是我們與西方現代文化根本的不同：如果說西方社會在經曆了全民族的文藝複興的價值重建過程之後，已經獲得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具有更多的同一性基礎的“思想的平台”，那麼在任何一個全民族的文化運動都沒有徹底完成的現代中國，這一“思想的平台”卻是極不穩定的，甚至可以懷疑它是否已經真正建立了起來。現代中國文化的“格局”大於西方，但也因此就格外的複雜和混沌。
這就是我們今天試圖用某一個同一的觀念標準來解釋現代中國時所不得不麵對的現實。正因為這樣，我們就有足夠的理由質疑那些如“現代性批評話語”一樣的對於中國曆史的簡捷概括了。
對於現代中國文化與現代中國文學的把握還必須再回到“中國”裏去，深入體會我們自己的境遇，不斷破除“語言漂浮物”的阻礙，“再正名”，再“命名”，然後方有我們可靠的“現代性”發現。
§§第三章 比較：中國“反現代性”思潮的國際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