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性批評話語”之於中國現代文學與現代文化的重估聲浪當中，最根本的動力便在於一種可以被稱作是“反現代性”的國際性的思想文化思潮，這一思潮又聯係著20世紀以來的保守主義趨向。那麼，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中，中國的“反現代性”還給人什麼樣的啟發呢？
20世紀90年代以“後現代”的輸入和傳揚為契機，中國忽然“發現”了保守主義的價值。一方麵，在中國後現代主義的攻擊之下，從近代到“五四”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的由啟蒙所開辟的“現代性”追求似乎已經千瘡百孔、衰勢畢現；另一方麵，中國後現代主義的對於現代曆史的質疑及其文化民族主義立場又鼓勵我們“重新”發掘了自近代以來的中國保守主義思潮，從國粹派、學衡派到新儒家，我們仿佛真可以理直氣壯地將這些曾經灰頭土臉的文化流派歸結到“世界意義的保守主義趨向”中去了，在“世界”圖景的光彩裏，我們所有“保守”都揚了眉吐了氣，它們不僅不意味著“封建”、“落後”，而且還代表著中國乃至世界意義的睿智與遠識。中國保守主義命運的這一戲劇性的變化和“後現代”的“反現代性”一起，催促著我們從一個新的角度，亦即在一個更大的世界的範圍內來思考和研究它們的相關問題。現在，我們必須追問的是，包括20世紀90年代的“後現代”和現代曆史上的種種“保守主義”，它們究竟在何種意義上可以被稱作是“世界的”？一個曾經自我封閉於外部世界的民族的“保守”，與這個世界的其他部分有什麼不同？
今天，我們在如下問題上大體已經達成了認同：作為“主義”的保守追求有別於人類久遠以來就存在的那種戀舊懼新的“天然傾向”，它來自於西方學人對於自身曆史的自覺反省。首先，它在近代宗教改革中初步顯示了自己的存在，“在宗教改革之前，要在政治上識別守舊傾向是不可能的，這不是因為當時沒有那種傾向，而是因為除此以外沒有別的傾向了”。但此時人們自覺追求的是改革的激進，所謂的“保守”不過是改革活動的反襯而已；真正的“主義”的自覺肇始於英國政論家柏克對於“激進”的法國大革命的反思。正如休·塞西爾所說……保守主義的出現歸因於法國大革命。由於法國大革命及其原則的影響，英國的全部政治活動就被分為兩個部分；那些斷然反對革命運動的人在政治上形成了我們現在所說的保守黨柏克成為闡明‘保守主義’的第一個、也許是最偉大的大師，他以非凡的修辭才能傾寫出反對革命信仰的篇章，賦予‘保守主義’運動以哲學信條的尊嚴和宗教十字軍的熱情。在19世紀和20世紀，保守主義代表了西方社會意識形態的最基本組成和最典型的文化取向之一。
在數千年的封建曆史中，中國始終保持了專製主義的政治形態和大一統的文化格局，自先秦“百家爭鳴”的繁盛終結於“獨尊儒術”之後，中國從此失去了各種“主義”、“思潮”交相運動的熱烈景象。所有的政治都是維護專製權威的政治和爭奪個人權力的政治，所有的文化學說都隻是對於既有的經典的學習心得，盡管在我們的政治史上，也曾有過改革與反對改革的爭論，但這些爭論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經淹沒在現實利益與權力爭奪的硝煙之中了，真正作為思想文化追求的“主義”的保守，我們卻並沒有看到。這也正像是休·塞西爾所說的那樣，在一個隻存在一種思想傾向的時代，實質上是什麼傾向也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