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為，正是在中國社會文化發展的角度上，貫穿於20世紀始終的這些“保守”，才真正具有了“世界”的意義。因為，從世紀之初的國粹派、學衡派到世紀之末的中國“後現代”，它們所有的思想都掙脫了對於現實政治權力的依附，沒有一個思想者是為了自己的現實政治權力來利用文化，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文化已經開始在與政權形態的分離中尋找自己的獨立價值，傳統文化的大一統格局已經破裂，由於知識分子自己的不同追求，各種不同“主義”的保守得以生長。國粹派、學衡派到世紀之末的中國“後現代”，在這些中國思想者的知識結構當中，相當部分都屬於西方最新的思想文化的各種因素，“1920年出現的‘國粹主義勃興的局麵’，是敏感地接受了歐美的超近代、反理知、反科學萬能主義的思潮”。現代新儒學的第一代思想家如梁漱溟、熊十力都接受了柏格森生命哲學的影響，第二代思想家如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和張君勱等人接受了康德哲學與黑格爾哲學的影響，學衡派與20世紀90年代的“後現代”更是在現代學院中接受了係統的西方文化教育。他們都不再將最古老的經典所代表的同時也是現實政權所尊重的權力作為自己的天然合法性，而是在新的知識文化的動向中尋找支持。這也說明，世易時移，給這些中國思想者精神力量的已經不再是人在權力結構中的地位，而是世界性的文化知識的發展。
不僅如此，20世紀中國的保守主義追求本身還往往直接承襲了西方相關的種種文化潮流，特別是學衡派和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後現代”，在這一方麵表現得尤為明顯。
正如學衡派主帥吳宓所說：“宓所資感發及奮鬥之力量，實來自西方。”學衡派的力量就來自於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一種西方20世紀的保守主義思潮。白璧德通過對於人文主義（Humanism）與人道主義（Humanitarian）的甄別，突出了人文主義的“新”的內涵：理性、紀律與道德，從而與文藝複興以來的所謂“功利與情感主義”的人道主義傳統劃清了界限，也由此完成了對於“現代性”追求的懷疑和批判。關於新人文主義的述評占據了《學衡》雜誌世界文化介紹欄目的將近三分之一，白璧德的一係列價值觀念包括對於東方文明、中國文明的期許都在學衡派同人那裏獲得了最充分的呈現。“在許多基本觀念及見解上，美國的新人文主義運動乃是中國人文主義運動的思想泉源及動力”。
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後現代”更是與西方的後現代主義思潮建立著密切的聯係。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西方後現代主義思潮的引進，就沒有中國學者所津津樂道的什麼“後現代性”，包括它對於現代性的批判，甚至也包括這一名詞概念本身。西方“後現代”時代的主要思想資源如後殖民主義理論、第三世界理論、文化帝國主義理論、東方主義理論、知識一權力理論、解構主義等等是中國的後現代論者用以批評中國啟蒙的“現代性”的主要武器。西方當代思想家哈貝馬斯甚至就將消解現代性敘事模式的解構主義稱為“青年保守主義”。
恐怕正是在這些意義上，我們可以確定20世紀中國保守主義的世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