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辨認20世紀中國保守主義與給予它們影響的世界其他思潮之間的聯係，僅僅是我們問題的初步，現在更重要的事實在於，我們自己的保守主義與西方世界的相關思潮仍然有著十分明顯的不同。
我們注意到，對於西方世界的種種思潮而言，無論它是古典的還是現代的，也無論它是激進主義、自由主義還是保守主義，貫穿於其中的一個重要趨向就是對於自身文化的質疑與批判。影響過中國第二代新儒家的康德哲學與黑格爾哲學最終完成了對於中世紀哲學體係的徹底否定，“人為萬物立法”這一嶄新的“現代性”原則賦予了它們全新的思想體係；影響過新儒學第一代思想家的生命哲學是在質疑和批判現代文明的物質主義與“理性萬能”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影響過學衡派的白璧德新人文主義是對於西方文藝複興以來科學與民主潮流的一種反撥：白璧德“認為十六世紀以來，培根創始的科學主義發展為視人為物、泯沒人性、急功近利的功利主義；十八世紀盧梭提倡的泛情主義演變為放縱不羈的浪漫主義和不加選擇的人道主義。這兩種傾向蔓延擴張，使人類愈來愈失去自製能力和精神中心，隻知追求物欲而無暇顧及內心道德修養”。至於“後現代”時代的種種西方思潮，更是以對於“現代性”傳統的大膽懷疑、否定和反叛而著稱，後現代主義就是要擊毀現代社會已經確立的一切信念的價值標準，作為後現代主義哲學基礎的解構主義，則以披露語言與意義之間的遊移關係的方式宣布了一個重要的現實：西方文化傳統中所倚重所信仰的一切“思想”、“原則”、“真理”和製度都麵臨著空前的挑戰和懷疑。正如伊格爾頓所分析的那樣：“後結構主義無力動搖國家政權的結構，於是轉而在顛覆語言的結構當中尋得可能的代替。”雖然哈貝馬斯將解構主義也不無爭議地稱為“保守主義”，但至少我們可以知道，在西方思想的發展中，“保守”並非就是一味的退縮與維持現狀，它本身也是對於社會文化的一種犀利的批判，本身也充滿了“反傳統”的銳氣和力量。
也就是說，即便是保守主義，它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出現也有一個“傳統”的對立麵，它本身就是作為對於這一業已形成的“傳統”的對立麵而存在的。在對於自身傳統的挑戰和批判方麵，保守也是一種獨立的理想，一種新銳的個性，一種推動曆史發展的力量。從17世紀的新古典主義到18世紀的英國保守主義，從20世紀初的白璧德新人文主義到二次大戰之後哈貝馬斯所謂的“青年保守主義”，在法國、英國與美國，所有的可以被稱為“保守主義”的思潮其實它們的內涵都有著很大的差異，中國的學者似乎更願意為這些“保守”尋找到一處共同的歸宿（比如對於古典文化、對於道德的態度等等），從而確立關於“世界保守主義”發展的“共同規律”。然而事實是，古希臘羅馬所代表的“古典”早已經成了西方人包羅萬象的“美夢”，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國度，人們都擁有各自不同的“古典”，至於“道德”，從古希臘將“智慧”列為“道德”之首到“後現代”時代無所顧忌的叛逆精神，這裏該有多少驚人的變化，當然更與中國人所理解的千年不變的人倫準則判若雲泥。特別是在被哈貝馬斯稱作“青年保守主義”的解構主義那裏，任何“古典”的因素都無從尋找了。一句話，從總體上看，與其說保守主義在西方是某一古老理想與原則持續釋放的結果，還不如說是不同的知識分子在各自掙脫業已形成的“傳統”之時不同理想與不同個體選擇的產物，雖然他們掙脫傳統壓力的方式與激進主義、自由主義有別，但畢竟是他們個人的獨立思考與獨立的文化理想的表達，他們不必也不曾為某一個固定不變的曆史文化模式而“保守”。
但情況到了現代中國卻有了不同。與上述西方的保守方式大相徑庭的是，中國林林總總的保守主義基本都保持了對於中國文化“傳統”的由衷的依戀，而且其所闡發所弘揚所據守的“古典”理想也有著太多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