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粹派、學衡派到現代新儒家，其所進行的批判活動並不是業已形成的什麼中國的“傳統”，而是在他們看來的正在發生著的“西化”傾向，他們所擔憂的與其說是現代中國文化（包括現代中國文學）發展的諸多實際，還不如說是一種內心理想在西方文化衝擊下的失落。就這樣，西方的與外來的尚未在中國形成“氣候”的文化成了他們批判的對象，而業已形成的中國自己的“傳統”倒成了他們捍衛和維護的對象1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後現代”似乎是質疑著現代中國已經形成了的啟蒙的“現代性”傳統，但其實他們對於這一中國的“現代性”傳統也缺少真正的細致分析，他們所批判的若幹現代性特征更像是從西方“同行”的現代性批評中移植過來的。在這裏，引發中國“後現代”論者火力的同樣也是現代中國所表現出的對於西方現代性的認同——一種為國粹派、學衡派和現代新儒家都擔心不已的“西化”傾向。而且，無論是國粹派、學衡派還是現代新儒家、中國後現代主義，他們雖然出現在不同的曆史時段，擁有不同的學術教養，其所遭遇的社會文化現實也大有差異，但是卻都是維護著一種共同的信念，即對於古老的中國文化的人生理想與道德模式的信仰。可以說，正是這一份恒久不變的執著的緬懷和眷念，給他們的“反現代性”追求以持續的支持。換句話說，現代中國無論有多少的保守主義派別，總是可以在古老的中國文化理想中找到最終的理想統一，是中國古老傳統這一個繞不開的“結”規定了它們統一的心態、思維與價值準則。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保守主義必然同時也是民族主義的。在批判“西化”的現代性之時，他們必然高高舉起文化民族主義的旗幟。美國學者本傑明·史華茲在對比中西保守主義思潮時指出：“在中國環境下，保守主義改頭換麵了。首先，人們將驚奇地發現，中國的民族主義成分居主導地位。”
在西方，由於保守主義就是知識分子從生存感受出發對於自身文化傳統阻力的一種反抗方式，所以這裏不是要維護自己的民族傳統而恰恰是對於傳統的抗擊和批判。它們的苛刻是指向自我的，它們所要挑剔的本來也不是外來的文化，相反，其他民族的文化往往還會成為它們“遠距離”欣賞、想象和用以自我批判的武器。西方的反現代性追求即便“保守”也並不同時就具有民族主義特質。在這方麵，對於20世紀中國影響較大的新人文主義與後殖民主義就是最好的例子。白璧德在批評西方文明的同時褒揚了東方文化特別是中國儒家文化中的人文主義精神，他說：“儒家的人文主義傳統是中國文化的精華，也是謀求東西文化融合、建立世界性新文化的基礎”，“十九世紀之一大可悲者即其未能造成一最完美之國際主義，造成一人文的國際主義，以中華禮讓之道，聯世界成一體。”後殖民主義理論所抨擊的也是存在於西方國家那裏的一種文化霸權，詹姆遜作為第一世界的批評家，他所痛心的卻是自己世界對於第三世界的文化擠壓，他孜孜以求的是第三世界如何應對第一世界文化侵略的問題。
此外，我們還應該看到，在西方，對於現代性的質疑和批判也不都屬於“保守主義”的思想陣營，比如後現代主義中的許多傾向都是相當激進的：相對於現代主義而言，後現代主義以自己更極端的形式，打破一切，進行價值的重估，後現代文化就是一種“走極端”的文化。在後殖民主義理論中，其奠基人之一的法農甚至還是暴力革命的支持者，他認為：“隻有暴力，隻有那些由人民所運用，並且由一些人民的領導者組織和宣傳的暴力，才會使得群眾理解社會真理，並給他們以真理的鑰匙。”像哈貝馬斯將解構主義也稱為“保守主義”，這本身就存在很大的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