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來看所謂的“文化民族主義”。在現代中國文化發展的意義上，這一名目本身就暗含著相當深刻的自我矛盾，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將本來就存在的那兩種意識的矛盾大大地加深了，而且更加的“內在化”了。“民族主義”表達的是我們對於群體政治軍事危機的極大的憂患，而“文化”所包含的又往往是自我發展對於現實的改革訴求。“文化”讓我們視野開闊，誘惑我們不斷參照西方的生存優勢來反觀自己，從而在客觀上常常不能擺脫西方經驗的持續進入；而“民族主義”則格外警惕外來的任何一種信息，對於西方的欺淩和殖民保持了異常的敏銳，它總是借助於民族固有的文化賦予自己精神的支撐。在新文化的生存空間裏成長起來的“反現代性”的中國知識分子既產生了強烈的民族主義的衝動，卻又無法拒絕新文化的啟蒙和“現代性”生存的事實。因而他們的民族主義也就被納入到現代的“文化”的思考中，而非單純的政治目標的實現（所謂政治民族主義），但愈是這樣，他們就愈是將那些橫亙著的矛盾內化成了自我精神的一部分，從而形成了自我理念的巨大悖謬！
反現代性與現代中國的生存狀況
陷學衡派、“後現代”於理論悖謬的境地的，除了他們自我精神的矛盾而外，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原因，那就是這些所謂的“現代性”追求的反對派實際存在著對於現代中國狀況的深刻隔膜。
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後現代主義將近代至“五四”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的啟蒙運動的曆史，都一律視作西方文化的東方“殖民”的過程，視作現代知識分子聽命於帝國主義文化霸權，喪失了民族身份，自我“他者化”的過程。但是，這樣的一種曆史描述的方式，顯然與我們實際看到的中國曆史並不吻合。事實是，經由近代以來的多次文化啟蒙，在社會文明的“現代性”追求中，中國人的自我意識不是淪了而恰恰是被空前地激發了起來；他們的生命追求不是被壓抑了被扭曲了，而恰恰是前所未有地蓬勃升騰了起來；“老中國的兒女”不是像過去那樣一味麻木地掙紮在生存的底線上，他們已經開始修複自己千年以來的精神奴役的創傷，探尋現代的“立人”理想。與此同時，我們的民族也不是因為有帝國主義的擠壓而卑躬屈膝、軟弱無力了。恰恰相反，中華民族真正的民族憂患意識正是隨著啟蒙一起誕生的，並且協同著“現代性”追求的展開而生長、發展；中國的古老文化傳統不是在過去而恰恰是在現代獲得了更加自覺地保護和更加科學更加廣泛更加有效地闡釋、研究；為數眾多的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不是成為了帝國主義文化的卑屈的“譯員”，他們同樣以獨立不依的主體精神批評、考辨和選擇著所有的外來文化，並且同時也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稱職的整理者、研究者和弘揚者。無數的中國知識分子絕不是按照西方人的願望和要求來設計現代中國的文化發展，他們魂牽夢縈、念茲在茲的分明是現代中國人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對此，有學者曾深刻地指出：“也許‘五四’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魯迅最能代表非官方的西方主義”，“以當代西方理論的眼光看來，可以說魯迅完全襲取了賽義德所抨擊的那套東方主義的觀念和語彙。”“可是我相信，頭腦正常的人大概不會說魯迅是在為西方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張目，於西方當代理論無論有多少深厚修養的人，大概也不至於說魯迅膚淺，說他對待西方文化的態度是浮躁、盲目、非理性的。”“中國知識分子這樣做的目的不是為了證明西方文化的高明，而是想把中國由弱變強，不再受西方列強的欺侮。”
就像中國的後現代主義指責“現代性”追求中的啟蒙知識分子“對待西方文化的態度浮躁、盲目而非理性”一樣，學衡派當年也曾以類似的語言攻擊五四新文化派，但問題還不僅僅在於學衡派以自己“新人文主義”的“一偏”作為“西方文化之全體”去攻擊五四新文化派，更加嚴重的還在於其實他們對於這撥啟蒙知識分子的所思所慮所作所為完全就缺乏必要的觀察和理解。閱讀學衡派同人當年對於五四新文化派的批評言論，我們就會發現，無論是在文化現象的分析還是文學作品的理解方麵，他們都缺少最基本的耐心和起碼的同情，因而他們的議論常常都是一些與實際狀況無幹的“架空了的理論自語”。
就這樣，從學衡派到“後現代”，我們的“現代性”批判者們遠遠地離開了中國人的“現代”生存事實，他們把複雜的曆史進程簡化為一種外來的強勢文化的自由擴張過程：在現代中國，也就是西方文化的輸入過程，或者說是帝國主義文化對於中國的占領、支配的過程。按照這樣的純粹的理論推演模式，似乎中國人在自身民族生存發展過程中的種種複雜的體驗、遭遇和要求都無關緊要了，仿佛現代的中國人不是按照自己的人生體驗在選擇自己的發展，而是按照遙遠的異國他鄉的思維在確定中國的一切，好像這個世界就隻有一種不可改變的“現代性”模式，我們隻有亦步亦趨地重複著人家的“現代性”而不會出現任何切合中國實際的“改變”；仿佛現代中國人都喪失了起碼的主體創造意識，一切現代中國的事物都不過是外來文化的簡單複製。顯然，這樣的對於“現代性”問題的探討方式不僅不能反映出對象的豐富而完整內容，而且在根本上也無助於我們對於“問題”的真正發現——我們對於“反現代性”的批評並不是說現代中國的“現代性”過程就沒有值得質疑和批評的地方了，但現在的更為可怕的現實是，從學衡派到“後現代”，如此脫離實際的批評基本上就無法觸及到“現代性性”所存在的真正的“問題”！
從學衡派到“後現代”，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理論話語脫離了中國的事實，這是一個發人深省的典型現象。其原因也許是多方麵的，值得我們加以專題研究，但僅就知識分子的生存方式而言，我覺得有必要注意其共同的特點：那就是一種學院化的生存及其對於思維方式的重要影響。
學院是走出科舉的古代、進入現代人生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新的生存空間之一。在政治決策、經濟管理等等現代社會的專業分工當中，學院的出現實際上是為社會提供了一個儲備、彙集、傳播知識和產生思想的獨立世界，廣大的知識分子以學院的虛擬的“獨立”為依托，專心於知識本身的種種活動。從本質上講，人類之所以需要這樣的知識，也是出於我們基本的生存與發展的現實。然而，接下來的問題卻是，一旦我們的學院製度建立起來，一旦我們學院的圍牆高高地將知識分子的視線阻擋在了學院之內，那麼學院的文化就可以在自己的軌道上運行和發展，我們的新近出現的學院派知識分子就有條件沉醉於自己的理論運動而不必再時時關注“外麵世界”的萬千變化了，這就是學院派知識分子與學院派文化的天然具有的特點：既保持著自己理論自足的純粹，也的確呈現出了某些脫離開社會生存現實的偏頗。當然，沒有任何一個思想文化派別能夠對人生世界做出全麵的把握，學院派作為現代文化中一個重要的派別無疑有著它獨立的價值。隻是，在一個習慣於思想專製、缺少真正的多元意識的中國，學院派要作為現代文化的“一個”流派與其他文化追求平等存在，卻也遇到了不少的“問題”。至少，我們通常看到的事實就是：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也就是說，不是其他外部社會上的文化派別實行對學院派的壓製，就是學院派以超越於一般社會意義的流派而以絕對的“真理”自居。在1949年以後的很長的日子裏，我們幾乎就不承認學院派文化的價值，而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由於客觀政治環境的變化，一時間，又似乎出現了學院派文化複興甚至大有惟我獨尊之勢。半個多世紀以前的學衡派生活於學院，20世紀90年代的“後現代”也多半出之於學院，他們對於現實社會的理解方式以及對於自我的估價方式，不也體現出了明顯的“學院”文化的偏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