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現代中國的“現代性”問題的探究，應當呼喚有更多的社會派的知識分子的進入，在社會派知識分子的實際人生體驗與學院派知識分子的學理考辨之間，應當出現更加積極的對話。
“思想的平台”
顯然，就目前而言，這樣的多派別的積極對話還是不夠有效、不夠深入的。原因何在？我以為這就是我們在前一章裏所提及的那樣：現代中國文化諸種流派之間還缺少一些共同認可的理念，特別是由這些共同理念所建構起來的“思想的平台”。
所謂“思想的平台”，在我看來就應當是一個民族文化發展所必須存在的共同的思想的基礎，它包含了一係列共同的思想準則、信仰認同乃至最基本的語言概念。這並不是說一個民族所有的成員都必須認同於一種思想，而是說在所有豐富的思想個性的“底部”，還存在一些把彼此共同連接起來以有效對話的重要原則。在西方文化當中，中世紀的存在實際上已經為西方人建立了十分深厚的共同信仰的基點，在以後，即便你要否定和批判這樣的信仰，也必然是以這一信仰的基本概念為對話的起點，尼采要打倒的隻能是“上帝”而不是什麼別的東西。文藝複興以後，西方人又在古老的古希臘羅馬文化的啟發下為自己找到了“現代性”追求的人文主義觀念，在整個西方世界的範圍之內，隨著文藝複興運動的深入展開和普遍的被接受，這一人文主義的觀念便成為了西方文化的最基本的理念，連宗教改革都必須回答人文主義的挑戰，連以後所有的保守主義者都不得再懷疑人的最基本的權利和自由。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就可以知道，西方現代文化的發展實際上就依托於這樣的“思想的平台”，是這一“平台”的存在造成了他們對話的健康和有效；是這一“平台”的支撐給了他們真正的發展的活力，即使是彼此的論爭也構成了更大意義的補充和豐富。那些不同的思想學說不是因為彼此的差異和對立就陷入了無休無止的糾纏當中，他們恰恰還可以因為這樣的對分歧的爭論而獲得進一步發展自己動力和方向，最終，他們發展起來的社會文化就是多元化的。因為在最基本的“思想平台”上，他們彼此能夠理解和接受有別於自己的其他“元”的存在，這樣的多元，便是充滿活力卻又並不紊亂的“多元”。相反，如果沒有這樣的“思想的平台”，我們也就不可能出現真正的多元文化的繁榮。
我們的問題正在於缺少了這樣的基本“平台”。在傳統中國，我們缺少個體宗教信仰的相通，但還是在“儒道互補”的人生模式中維持了最基本的生存理念的同一，這雖然可以說是一種頗為簡單的認同模式，但借助於政治專製之上的思想專製依然有效地扼殺和排除了那些思想的歧義，雖說我們的人生理念不夠多樣和豐富，但也維持了一個農業社會對於社會文化存在的樸素的需要。
然而，在中國進入近現代社會之後，這一問題卻變得複雜多了。
一方麵，由於科舉製度的廢除，中國知識分子所習慣的那種讀書一做官、入仕一出仕的人生道路就此結束，仕與隱的問題不再是現代中國人的基本問題。因此，傳統的由“儒道互補”的人生模式所構成的樸素的社會思想“平台”麵臨著崩潰的危險。與此同時，現代社會既並沒有為中國大眾提供新的足以統攝靈魂的宗教信仰，也沒有能夠通過一個成功的全民族的文化運動（像文藝複興那樣）使得某一種引進的西方文化成為全民族共同認可的思想基礎。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在不斷地繼承、不斷的創造，不斷地應付當代生活中發生的一切，但好像種種的努力並沒有讓我們更加緊密地聯係在一起，學科與專業分工愈細致化，我們愈好像被分割在了不同的文化板塊之中，彼此的精神差異也越大：在政治家、經濟家、軍事家、教育家與文學家之間，在普通工人、農民、商人、職員與知識分子之間，在留學生與本土學生之間，在不同國度的歸國留學生之間（如英美與日俄），在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之間，在發達城市與欠發達的鄉鎮之間，在東西南北不同的地域之間，在國統區與解放區之間，在大陸與台灣、香港、澳門之間，在不同的政黨之間，彼此都擁有很不相同的人生與社會的信念。西方的思想被引進了，但我們卻無法同時獲得他們的“思想的平台”，所以這些思想隻呈現了其分歧、對立、衝突的一麵；現代中國的人生我們體驗了，但缺乏彼此精神聯係、常常單憑個人私利指引的我們在事實上更少溝通的可能；傳統文化“儒道互補”的精神紐帶崩斷了，“豐富”的傳統以紛亂的個體存在的方式撒向現代知識分子，儒、道、釋、法……這樣的“豐富”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境遇中使用，再一次地加強了我們在整體上的精神迷亂。
並且，值得注意的還在於，隨著中國現代社會的持續發展，這樣缺少“思想平台”而產生的整體精神價值的迷亂和彼此有效溝通的困難還呈現為一種逐漸加深的危險。因為，我們的社會經濟在持續發展，我們麵對的外來文化在持續發展，我們的人生社會感受亦變得日益的複雜。一句話，我們所承受的信息量在不斷加大，那麼中國現代文化在整體上消化這些分歧、達成最底層的基本認同的難度也就在繼續增加。從近代、現代到當代，我們可以比較明顯地發現這一點。如果將20世紀中國的“反現代性”追求也放在這樣一個近代一現代一當代的文化演變序列中，那麼我們真能發現他們彼此也存在著耐人尋味的差異：愈是“遙遠”的反現代性者，其思想和命意越單純，而越是“接近”我們的人們，其包含在學術理論背後的複雜人生用意就似乎越多，也更難於從簡單的思想史的角度加以解釋。學衡派無論怎樣的自我矛盾，都體現著知識分子一種單純而執拗的學術理想；“後現代”則有所不同，在他們關於超越“現代性”的理想模式——小康社會的深情描述中，我們分明可以讀到一位當代知識分子的諸多自我表述的尷尬和生存的無奈：“（小康目標的提出）意味著一種跨出現代性的、放棄西方式的發展夢想的方略，它不再將西方視為中國必須趕超的‘他者’，而是悉心關切民族文化特性和獨特的文明的延展和轉化。‘小康’象征著一種溫馨、和諧，安寧、適度的新生活方式和新價值觀念的形成。它是超越焦灼的新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