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初，黨中央提出“三農問題”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工業應反哺農業，城市應反哺農村，統籌城鄉發展，縮小城鄉、貧富、地區差別，以人為本，建設全麵小康的和諧社會。這一係列戰略決策，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2006年，又提出開展建設新農村運動。中央政治局委員、當時的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到穀城縣五山鎮的兩個試點村考察，後經省委省政府討論，“五山模式”被確定為湖北省新農村建設試點。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了《五山鄉村日記》五本資料性、學術性的叢書。從此，五山這兩個名不見經傳的偏僻山村，便吸引了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農業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等許多院校的老師、學生來這裏體驗生活，日本、美國、德國、澳大利亞、越南、印度以及中國香港和台灣等地的各界人士也紛紛來此調研考察。2008年湖北省襄樊市政府還授予孫君“2007感動襄樊十大人物”的稱號，10個人中隻有孫君不是這個城市的人。大家都認為他有資格享受這個殊榮，因為他和北京綠十字的同仁，成年累月、點點滴滴播撒著生態文明的種子，已經融入農民的心靈，得到農民的認可，並化為他們自覺的行動和生活的習慣，有希望成為可持續和可複製的模式。實踐證明，這是新農村建設正確的指導思想、工作方法和路徑。
（三）
近年來，全國各地的新農村建設風起雲湧，既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又存在著嚴重的問題。集中起來說，就是不少地方或多或少把“新農村建設”變成了“新城市建設”。這牽涉到理論、體製、製度、政策各個方麵、各個環節的複雜原因。中央對“新農村建設”明確規定了20字的方針：“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完全符合科學發展觀和以人為本的根本理念，沒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具體要求和指標。溫總理還特別強調新農村建設是一項長期的工作，要用30～50年的時間來努力。可是到了有些地方，由於各種因素促成的“急功近利”，三五十年變成了三年、五年，辦法是市縣領導包點包村，集中全市、全縣力量於幾個點，大拆大建，大規劃，大投資，大手筆，大躍進，接著就是媒體突出報道，弄虛作假，製造聲勢。實際上是又一輪大量擠占農民的耕地、宅基地，破壞植被，汙染環境，官商勾結損害農民利益的行為。這是重複沿海發達地區某些地方曾經有過痛苦教訓的錯誤道路，強行拆遷會引起社會不穩定，近年農村上訪率的升高是一個信號。一句話，這是對鄉村文化、曆史、自治、生態、建築的又一次雪上加霜的大破壞！
孫君和北京綠十字卻有完全不同的理念和做法，一開始他們就強調農村改革初期曾經一再強調的“實事求是、分類指導”的原則。他們認為，沿海發達地區和城市郊區農民人均年收入6000元以上的地方已有一定基礎，可以按需要逐步搞些建設；人均年收入3000元左右的內地農村，則應著重解決當前的緊迫問題，就是改善民生；西部山區、貧困地區人均年收入不足1500元的農村，溫飽尚未鞏固，應繼續大力扶貧。更重要的是，農村情況千差萬別，每個縣、每個鎮、每個村各有不同，每個新農村的建設都必須要有一個切合實際的規劃，不是“拆舊房蓋新房”的規劃，而是如何一步一步解決“三農”問題的規劃。什麼叫“新農村”？能讓農民參與的、農民支持的、農民受益的，才叫新農村。
湖北穀城五山鎮的兩個村莊，原本不過是很普通的偏僻小山村，垃圾遍地，汙水四溢。孫君他們入村之初沒有提什麼大口號，更沒有提什麼建設，隻是說農民能聽懂的簡單樸素的語言：“讓垃圾不出村，讓汙水不入河”，“要有一張農民能看懂的圖，不挖路，不填塘，不劈山，不占田，不砍樹”；連“可持續發展”這個詞也不用，隻說：“河裏有魚，樹上有鳥，地上有蟲”。做項目從農民的基本生活入手，從與生活息息相關的最為簡單的日常事物入手，勸農民喝豆漿提高健康水平；教農民對垃圾分類處理（幹、濕、有毒三種分開），逐漸改變環境質量，由此帶動一個良性循環的開始。當農民有了一個最簡單的垃圾分類的習慣後，環境得到改善，使當地的農作物增值，農民就願意做方案上規劃的項目了。孫君關注的是村民們心靈的、精神的變化。2006年項目完成時，村子裏變幹淨了，鳥兒又飛回來了，村民們變得禮貌了，臉上有笑容了。這時候，村民又開始關注自己的居住環境與房屋——村裏的房子實在太難看。於是，綠十字又開始為村民設計具有當地曆史文化特色與地域建築風格的民居，教他們蓋房，引導農民建設屬於一方水土的物質文明的新鄉村，還建造了符合當地特色的茶鋪和茶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