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劉書記說，你說得有道理，我們應該搬到方城去。
這時天晚了，我又約了他們明天下午到我住處，繼續討論，聽取他們意見。農民很現實，變幻莫測，一夜下來可能又會變卦。不過我覺得劉書記不會變，他是一個有立場的人。
第二天下午他們在邱鳳香的帶領下，到費縣賓館找我。我說你們人不多，還有人呢？劉書記說怕影響你，他們幾個在樓下，我叫他們全部到房間來。
昨天隻有三個生產隊的幹部在場，還有三個隊長沒有來，所以我才叫他們今天也來。下午再請鎮書記也來參與村民討論，很多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下午我需是要對土地、人口、村莊規劃以及搬遷人數（到方城）有一個全麵的了解，特別是500戶年輕人轉移到鎮駐地居住，怎麼選出來？
我問，你們能代表村民意見嗎？要不要找一些村民代表？我說這話時，心裏非常清楚他們就是村民，他們就是民意。如果真的找到農民，什麼事也辦不成，農民各有心思，無法統一。所以在農村隻有村領導才代表真正的民意。
一開頭就有幾個領導不理解，那位做了三十年幹部的人就不理解。另一個幹部說農民要種地，住遠了不方便啊。還有一個大個村幹部不說話，總在發短信，看來現在還是有一些問題。
方工問劉書記：“讓這麼多人搬到方城，要開群眾大會討論吧？”劉書記說：“不用，村民一來開會，這個事就‘木啦’（沒有的意思）”。在農村做事就是講要公平，一視同仁就行。我說怎麼讓這麼多人到鎮上呢？劉書記說：“有辦法，一是家裏有上學的孩子必須來方城，二是要新建房的必須來，三是我們村幹部帶頭搬到方城就可以了。”
我同意劉書記的想法，農民就聽家長的，村幹部就是家長。農村不能太民主，不能過多地與村民商議，果斷是農村工作的重要經驗，這就是鄉村的自治。
頭頂三尺有神靈
我一直在看諸滿村地圖，希望能從“風水”中找到搬遷的理由。農民對風水的信任遠遠超過對法律的理解。我與方工把諸滿村的地圖鋪在床上。我看了半天，對他們說，你們村目前變遷得很厲害，而且變遷得極不合理。村是一個家，要求坐北朝南，大門對南叫朝陽門，好的風水是依山傍水。你們村的風水是左右兩條河水擁抱，後有沂蒙山，前有方城，旁有臨沂（原發源地），村前是開闊的平原一望無際。可是現在風水破壞了，這種破壞是人為的，現在進村不是從朝陽門進村，而是從村的後門進村，這叫“走後門”。原顏氏舊宅在村北諸滿河以南，現在一條公路把顏氏舊宅與村分隔，斷了村的元氣。更為嚴重的是在村的正中間又斜開了一條路，村民覺得非常不吉利，管它叫“斜路”，這條路一條直線一點不拐彎，像一把劍直插諸滿，特顯“凶氣”。
大家聽了恍然大悟地說，難怪啊，這些年我們村做什麼都不順，孫老師說的太對了，我們村的風水壞了。我們現在是“進後門，走斜路，平顏墓，斷前程。唉！問題嚴重。”
顏氏風水 諸滿文化
顏家的墓地在城市的西北角，東南是缺口，這叫有錢難買東南缺。陵地隔山駐北，古人稱“故人為陰宅，活人為陽宅”，陰陽要有區別。墓地的埋葬是非常講究的，山區以山為隔，平原以水為線，無山無水以林為界。諸滿的顏氏墓地正好在西北角，現在的顏氏村中間隔了一個金雀山。
這個村的規劃與格局與北京的城市規劃驚人的相似。
現在的新規劃中，應該廢掉穿村而過的斜路，從村的西邊建一過路，從村的正南方向經過，所有進出村口應該從正南入村，這樣風水也就正了。
費縣舊誌記載：“鹽係商行，額引二千零五十張，每引一包重四百斤，運自濤洛口。業商福厚太一家，總店設諸滿集。分店設南馬莊。”很久以前，諸滿村是蒙山一帶有名的經濟文化軍事重地。那時，人們把諸滿稱為“二費縣”，在費縣城買不到的東西，來到諸滿就能買到。1934年費縣縣長任曰嬴赴諸滿考察時對諸滿社長邵連三讚到：“我的費縣城還趕不上你的諸滿街繁華！”諸滿街成為南通上海、南京，北到濟南、北京等地的貨物集散地。
在諸滿的棋盤大街上，大小店鋪鱗次櫛比，各個商店生意興隆。推車的、挑擔的、趕牲口的等各式各樣買賣人川流不息、人頭攢動。夜幕降臨後，更是熱鬧，燈籠與夜色連成一片。各商家夥計招徠客商的吆喝聲、小商小販的叫賣聲、騾馬販子的牲口聲此起彼伏，通宵達旦，把諸滿街變成一個真正的“不夜城”。
這條方城北的古代鹽道路線一直不是很清晰，我試圖再努力尋找。一位同莊村的老人提醒了我，現在的高速公路，走的就是那條老鹽道，就是有些地方彎大的取直了，基本上沒變。我茅塞頓開，是呀，經常看到的這條日東高速公路，怎麼就沒有和鹽道聯係在一起呢，修路參照老路型，是很正常的事。我們的祖先趟出來的路，本來就是在當時條件下最省力，最省時的路（摘自楊東霞，《方城古鹽道上的傳奇故事》）。
城中有房 村中有田
經過不停地開導，大到國家政策，中到村幹部的政績，小到諸滿村的風水，一而再再而三，我想應該會改變農民們的觀念。與此同時，也在改變幹部的觀點。
在綠十字這幾年的工作中總有一種感覺，那就是難點在政府，盲點在農民。用五山堰河村閔書記的話說：“大事一定要向政府彙報（鎮政府），小事堅決不要向領導彙報。”關鍵是大事小事怎麼定位？這就要看村幹部的水平。一個好的村幹部，用方城周書記的話說：“大事果斷，小事糊塗，隻抓人不抓事。”
這個村幹部基本不喝酒、不抽煙，真是難得。在晚飯結束之前，村書記敬我吃三杯酒（白開水），第一杯是敬孫老師，謝謝您來得及時，讓我們諸滿村沒有瞎折騰，你的觀點與思想給我們指了明確的方向，有了奔頭。第二杯是謝謝周書記，為我們村發展經濟冒雪到北京辦事，我很感動。第三杯是代表全村表態，一定好好幹，一定讓我們這任村幹部不白活。
農村工作最難的事就是農民因受教育不同，遠離城市的法律和製度，加上現在土地承包，個人與家庭意識極重。不過農民自我保護意識和維權意識也增強了。村幹部在近幾十年中威信與管理能力大減弱，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現在外出打工的人是留村人數的三倍，這些人見了世麵，改變了觀念，學到了知識。他們越來越發現本村沒有變化，收入太低，他們回到村時，把好的想法、新的理念、城市裏的見聞和半知半解的文明傳遞給村裏的精英們。精英們認為村裏要發展，就要向城市看齊。可是他們對宏觀經濟、工業體係、商品市場、資本市場、科學技術與信息化等不甚了解。他們想發財，想致富，想過城裏人一樣的現代化生活。這些年來，兩棲農民在增加，在城市打工又回農村種田，許多80後已經成為準城市人。農民這個階層開始漸漸地動搖，“農民”這個名詞的含義漸漸在發生變化。
農民這個群體隨著中央和全社會的關注，他們普遍擁護中央的惠農政策，但是對當前的新農村建設和城鄉一體化建設心存疑慮。他們又喜又憂，喜的是新時代農村可以不指望種地生存，他們可以“賣地賣房”獲得收入和城鎮居民身份；憂的是讓不少老年農民說，以後我們靠什麼生存，農民沒有土地怎麼活？
我參與了很多讓農民賣地的項目。我不希望農民賣地進城，可是單靠種地無法讓他們真正富裕起來，過上城市人的現代生活。農民的希望又在哪裏？短期內我真的看不到希望。
農民最好不要賣地，農民一旦失地又沒有文化和技能，特別是偏遠地區的農民，他們沒有地就失去了生存唯一的保障。我想，土地出租或土地入股可能是最好的方法。這樣可以讓農民的土地成為他們獲得持續收入的來源。事實上，許多農民也有這樣的願望。
我們在“5·12”汶川地震後，一直在做重建工作。我看到，這次重建中，很多農民的土地是統征統建，這部分農民住到新房後就沒有土地。女人到55歲，男人到60歲才能領到500元生活補助，沒有到年齡的人什麼也沒有。這部分人現在是災區最有活力、但也是最不穩定的因素。他們在突然間沒有了地，城市又很難接受他們，沒有土地的農民是近期中國最大的不穩定因素，一年後地震災區的農民已經從感恩轉變為埋怨，二年後從埋怨又到抱怨……
方城項目在探索一條新路：在新農村建設中不是賣地而是保護耕地。讓農民抓住中央政策優勢，把年輕人遷到城市，把中年人留在土地上，讓老年人有一個幸福的晚年。諸滿村的發展是一種創新，它符合中央的城鄉統籌，符合未來農民的發展願望；它又是方城田園城市的重要的一步。這是方城一步至關重要的棋，也是方城田園城市內容的核心。
在未來城市中，不僅要打破城鄉的土地界限，也打破了城市不能有農民生存空間的界限。更重要的是未來的城市會把鄉村文明引入城市，就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文化，是我們的傳統文化，不能丟棄。田園城市不是建城市，也不是建農村，是籌建一個社會的希望，一個夢想。很多人還不理解，因為不理解，所以田園方城要先行。
（感謝邱鳳香提供大量資料，2010年3月19日於什邡綠十字重建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