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紹興本《白氏文集》（影印北京圖書館所藏南宋刊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6月）在七十一卷末的補抄頁收入了五四九字（序文四九二字，銘文五七字）的《醉吟先生墓誌銘並序》（以下簡稱《墓誌》），屬於紹興本係統，明清兩代通行的馬元調本也同樣收載了它。另，《墓誌》在《全唐文》卷六七九《白居易二四》之外，宋初的《文苑英華》卷九四五更早以《自撰墓誌》為題作了收錄。曆代以來，《墓誌》都被當作白居易的自撰文字相傳，直到一九四七年，岑仲勉以《〈白集·醉吟先生墓誌銘〉存疑》一文指出《墓誌》記載上的十個疑點，論證其為偽作開始，讚同岑氏偽作說的研究者才大量湧現出來。
可是，近年來，耿元瑞、趙從仁兩氏發表《岑仲勉〈白集醉吟先生墓誌銘存疑〉辨》（《唐代文學論叢》總第四輯，1983年），直接駁斥岑氏的偽作說。此外，在川合康三氏的《中國的自傳文學》（創文社，1996年1月。蔡毅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4月）中，也可以看到對岑氏說法的補正。但是，遺憾的是，耿、趙、川合諸氏並沒有拿出證明《墓誌》作於開成四年（八三九）冬後的任何資料，為此，筆者回到前一章談及的《墓誌》流傳問題，對其創作時間相關問題做些梳理，以期對岑氏說進行再檢討。
標示《墓誌》創作時間的資料，一個是內閣文庫藏《管見抄》所載、附於本篇題下的“開成四年，中風疾後作”之注記，再有一個是《舊唐書》“白居易傳”中的“（開成）四年冬，得風病，伏枕者累月。乃放諸妓女樊、蠻等，仍自為墓誌”之記載。一般認為《舊唐書》使用了與《管見抄》本有同樣題注的《墓誌》。由於在前一章沒有論及這個注記是否可以看作自注的問題，所以，在此，把這個問題拿出來，考察開成四年前後數年白居易的足跡，以求探討白居易以風疾大患為契機自撰《墓誌》的充分可能性。
第一節 風疾前的白居易
白居易於大和三年（829，五十八歲）三月，由刑部侍郎（正四品下）轉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正三品），四月到任以降，至會昌六年（846）八月去世為止的十八年生活在洛陽。在此期間，作為官員，曆任河南尹（大和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任，從三品）、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大和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任，正三品）、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大和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任，從二品），會昌二年（842），以刑部尚書（正三品）辭官。說到私人身份的白居易，基本上在履道裏的園林宅第度過了充滿喜悅的閑適晚年。
他那恬適的心境，在編輯大和三年（829）春至八年（834）夏五年間吟詠的四百三十二首詩成集時所作的序文《序洛詩》（卷六一·2942）中溢於文表。“《序洛詩》，樂天自敘在洛之樂也。”就是白居易這篇序文的開篇。他以“今壽過耳順，幸無病苦。官至三品，免罹饑寒。此一樂也。”為前半部分做結，把老壽而無病苦、官高而無饑寒的健康又有經濟保障的生活舉為第一樂。在後半部分的一節中，他敘述道：自大和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歲，作詩四百三十二首。除喪朋哭子十數篇外，其他皆寄懷於酒，或取意於琴。閑適有餘，酣樂不暇。苦詞無一字，憂歎無一聲。豈牽事強所能致耶。蓋亦發中而形外耳。斯二樂也，實本之於省分知足，濟之以家給身閑，文之以觴詠弦歌，飾之以山水風月。此而不適，何往而適哉？茲又以重吾樂也。把通過琴酒之樂體味到的“閑適”、“酣樂”之情賦為吟詠舉為第二樂。這之外還有一樂，那就是帶來恬適的諸條件。裏麵有“省分知足”之心作根基，外在有家計充足、閑暇餘裕為條件，生活就增添了飲酒、吟詠（詩）、音樂（琴）、“山水風月”的色彩。這裏，白居易之所以特別把“喪朋哭子”詩排除在外，強調內心自然湧出的恬適之詩，可以說表現了比之於悲傷，更為積極地歌詠快樂是白居易後半生的文學特色。關於這個問題，川合康三氏已經在卓論《白居易閑適詩考》（《未名》第九號；又載氏著《終南山的變容》，研文出版，1999年10月版；蔣寅等中譯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8月版）中作了考察。正如後麵所述，“序洛詩”經過部分修改，也作為開成五年（840）十一月獻給香山寺的《白氏洛中集》十卷的序文被使用。可以說，序文的沿用正是由於那個時期白居易洛陽閑居獲得了快樂才成為可能的。
前麵所引的“序洛詩”清楚地表明，對於白居易來說，詩、酒、琴是不可或缺的快樂，把他引領至恬適境地的也是此三者。在大和八年（834）的《北窗三友》詩（卷六二·2985）中，親切地稱詩、酒、琴為“三友”：“三友遊甚熟，無日不相隨”，歌詠的正是每日沉浸詩、酒、琴之樂。
進入開成年間，這充滿恬適的生活仍然持續著，白居易作為“性嗜酒，耽琴淫詩”，“自適於杯觴諷詠之間”人，自作《醉吟先生傳》（卷六一·2953）。開成三年（838），白居易六十七歲，洛陽閑居整十年。他在《醉吟先生傳》中插入一首《詠懷詩》（原大和八年作《洛陽有愚叟》卷六三·3005），其中有雲：“不知天地內，更得幾年活。從此到終身，盡為閑日月。”白居易不知餘命幾何，但是深信到迎來大限為止，必是閑適的每一日。《醉吟先生傳》的結尾寫道：“今之前，吾適矣，今而後，吾不自知其興何如？”正如這句話所說，充溢著飲酒吟詠之樂的閑適一直舒展於白居易的生活中，直到死。
《醉吟先生傳》雖然是白居易的自傳，但不是他六十七年生涯的連貫紀錄，而是對洛陽閑居之時，沉浸於恬適人生中的自己的描摹。作者托喻於“醉吟先生”，將朝朝暮暮盡享“觴詠之興”的現實化的理想生活之樂付諸筆端。應該是到達了所企及境地的滿足感促使詩人提筆寫下了《醉吟先生傳》。正如後麵所述，白居易在《墓誌》中留下了死後不立神道碑，隻將此《傳》刻在石上立於墓前的遺命。從這個遺言中可以看到白居易想把以詩酒之樂獲恬適人生之人物在中晚唐就存在過的事實傳達給後世的意圖。
緣詩酒之樂展開的洛陽的自適生活，其必然結果是詩篇大量增加，所以，白居易在開成四年（839）自編了文集。但是這個時期不僅對洛陽詩作，白居易把自己的整個文學創作都作了編輯。此前，大和九年（835）夏，把“前後所著文，大小合二千九百六十四首”編成六十卷，奉藏於東林寺（《東林寺白氏文集記》，卷六一·2948），翌年的開成元年閏五月，又將“七帙六十五卷，凡三千二百五十五首”的《白氏文集》奉納於洛陽聖善寺（《聖善寺白氏文集記》，卷六一·2949）。上述兩種與此次編輯的文集共同構成了《白氏長慶集》五十卷，此後的創作被結成《後集》。
這個時期持續編輯，“有文集七帙，合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被收入。與先例相同，白居易把這些作品也奉納給曾和自己有些緣份的寺廟，其中的一個就是他曾任刺史的蘇州的南禪院。由當時所作《蘇州南禪院白氏文集記》（卷六一·2955）中，有“家藏之外，別錄三本。一本寘於東都聖善寺缽塔院律庫中，一本寘於廬山東林寺經藏中，一本寘於蘇州南禪院千佛堂內”之記，可知以前奉納過的東林寺和聖善寺重又奉納。此外，這《白氏文集記》中還有“願以今生世俗文字，狂言綺語之因，轉為將來世世，讚佛乘、轉法輪之緣也”的話。文集中的“世俗文字，狂言綺語”，本是和佛的世界相悖的東西，可這些作品是白居易人生的標識，或者說它們就是白居易本身。白居易幾乎以布施自身的心情奉納文集，他祈願在佛力加持下，“狂言綺語”的文集轉換為永遠地向眾生讚頌成佛之教，並結下說法之緣。在此前的東林寺、聖善寺的《白氏文集記》中，我們還看不到如此虔誠的皈依，也許是隨著年齡的增長，白居易的佛教信仰不斷深篤了吧。信仰的虔誠，讓他不斷地強烈意識到死。可以說，沉迷於詩、酒、琴，正是詩人在死之將至的感覺中，對眼前人世的流連之舉。
剛才言及白居易在洛陽過著飲酒賦詩，喜不自勝的閑居生活，把在這樣日子中吟詠的詩篇自編成集。《白氏長慶集》五十卷之後的作品集編定是大和二年（828）開始的，在相隔七年後的大和九年（835）做了第二次編輯，開成元年（836）、四年（839）、會昌二年（842）持續工作，編成了《後集》二十卷，去世前一年的會昌五年（845），《續後集》五卷也完成了。大和末年以降，以一年抑或三年的短暫間隔，頻繁地編輯文集，可以想見，每次編成的文集都是對活出的自我的確認，是對死的造訪的迎接準備。書撰《醉吟先生傳》，描寫陶然於恬適境界的自己的白居易，於開成四年二月第四次編定結束，將六十七卷本的文集分奉三寺之時，他一定覺得人生又一個時期完成了。
第二節 開成四年冬的風疾
在《序洛詩》中把“幸無病苦”作為一大樂事列舉出來的白居易，在開成四年（839）冬十月六日（甲寅）早上，被中風擊倒了。《病中詩十五首》序（卷六八·3408）中有“開成己未歲，餘蒲柳之年六十有八。冬十月甲寅旦，始得風痺之疾。體癏目眩，左足不支。蓋老病相乘，有時而至耳”的記載。今井清氏在《白樂天的健康狀態》（《東方學報》三六，1964年10月）中發表了如下觀點：“他把風疾的原因歸結為衰老，但不單如此，更是眾所周知的過度飲酒導致的動脈硬化。右側的腦血管出血，造成左腳失控。”今井氏的論文把白居易一輩子的病患做了詳細梳理，在此基礎上明確指出“他一輩子最大的病患就是中風。”不難想象，這次患病對白居易身心兩方麵所產生的巨大影響。身體方麵，可以左足的後遺症沒有治愈為例。因為眷顧身體，白居易甚至控製了飲酒量。馬上我們將在後麵討論，精神方麵，可以看到，以這次大病為契機，白居易更明確地意識到“死”，作為佛教信徒的行為更突出了。
風疾的確是大病，但是沒有妨害到吟詠的快樂。正如今井氏所言：“不幸中萬幸的是，隻是運動神經中樞受到侵害，思考、記憶、語言方麵完全沒有一點受障礙的跡象，還留下了不少觀察自己病情的詩作。”前麵引用過一部分序文的《病中詩十五首》正是這一作品群。繼前引序文之後有這樣一節：餘早棲心釋梵，浪跡老莊。因疾觀身，果有所得。何則外形骸而內忘憂患，先禪觀而後順醫治。旬月以還，厥疾少間。杜門高枕，淡然安閑。吟諷興來，亦不能遏。因成十五首，題為病中詩。白居易相當早就皈依佛教，心遊老莊。以病患為契機，觀省自身修養，頗有所獲。何故？不掛懷肉體，忘記心憂，先坐禪靜觀想，而後順醫法治療之故。“觀身”基於《老子》的“以身觀身”，“觀”與後文“禪觀”的觀也相通。“外形骸”是來自《莊子·大宗師》之語，與前句的“浪跡老莊”相呼應；“禪觀”不必說是承接“釋梵”的措辭；“憂患”是病老之憂，再往前就該是對死的憂患。由於如此的憂患緣道佛之教而忘懷，而安恬之中，“醫治”的效果也提高了。正是以上緣故，一個月左右病情便有所好轉，在“淡然安閑”靜養之中，乘無法抑止的詩興所吟詠的詩作就是以“病中詩”為總題的十五首。其中“恬然不動處，虛白在胸中”的《初病風》（3408），“皓氣自能充靜室，驚飆何必蕩虛舟”，“若問樂天憂病苦，樂天知命了無憂”的《枕上作》（3409）都是對作者以佛教和老莊思想為支柱鬥病狀態的詠頌。另外，他在《病中五絕句》其一（3411）中說“今日行年將七十，猶須慚愧病來遲”，以“正是安閑好病時”結尾的其二（3412）認為病患相反造成閑適的好時機。而在其三（3413）中，表達了與辭世十九年，年長於自己的李建和去世八年，年輕於自己的元稹相比，此時患病的自己已是“多幸”，不知道有沒有治療必要的心跡。秉樂天之心戰勝苦難的堅韌的白居易精神，在他六十八歲罹患重病期間仍然十分旺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