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中詩十五首》的主題並不都是病痛，《賣駱馬》（3418）和《別柳枝》（3419）是寫風疾後對決定放手的鍾愛之物的惜別之情的七絕。後者的“柳枝”是指《楊柳枝》歌唱得出神入化的家妓樊素。白居易深知與駱馬和樊素難舍難分，於是作了題為《不能忘情吟》（卷七○·3610）的長短句，其序中寫道：樂天既老，又病風。乃錄家事，會經費，去長物。妓有樊素者，年廿餘，綽綽有歌舞態，善唱《楊柳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繇是名聞洛下。籍在經費外，將放之。馬有駱者，駔壯駿穩，乘之亦有年。籍在長物中，將鬻之。病後整理家財，在寫必要之外的開支以及沒有必要的物件清單的時候，樊素與駱馬的名字出現了。白居易決定別樊素，賣駱馬。可是，當二者要走出宅門的時刻，他又傷情，拉回了樊素和駱馬。他賜給樊素酒，自己也飲了一杯，於是“快吟數十聲”，便詠出了《不能忘情吟》的一詩。與騎著很適意的馬和在洛陽素有好評的家妓分別之際，分別為之詠詩，最後形成的附有序文，由“二百三十五言”構成的歌吟，足見白居易對二者的愛情不同尋常。如此深愛之物，以節約家庭開支之名目進行處分，實在是個借口。大概正是出於這份愛，白居易願意在自己還活著的時候，看到二者各有一處穩妥的著落，才做了放手的選擇。
白居易是在年近七十的時候罹患風疾的，他雖然有“樂天知命了不憂”（《枕上作》，3409）之句，但是意識到大期迫近也是自然的。抒發這種感懷的詩也有流傳。下麵就是發病第二年所作的《老病相仍以詩自解》（卷六八·3440）。
老病相仍以詩自解
榮枯憂喜與彭殤，都似人間戲一場。
蟲臂鼠肝猶不怪，雞膚鶴發複何傷。
昨因風甘長往，今遇陽和又小康。
還似遠行裝束了，遲回且住亦無妨。
白居易以榮枯盛衰、憂愁歡喜、長壽夭折點明這一切都是把人世做舞台上演的一幕戲劇，對死後變成微不足道的“蟲臂鼠肝”都不驚訝，對皮膚如雞皮褶皺，秀發如鶴羽銀白更無悲切，在中風之初身體不自如的時候，甘願一死，而如今春來康複持續（第六句末有自注：“春暖來風痺稍退”）。有如遠行裝束已備好，出發延遲也無妨。這一切，表明他已經做好了迎接死亡之旅的心理準備。
白居易由開成四年十月的風疾引發的對死的覺悟，這首詩的第五句“昨因風甘長往”作了清楚的表述。第七句的“還似遠行裝束了”，繼前半部達觀的心境之後，表明了對老病相仍，大期迫近做好了安然接受它的心理準備。赴死的準備也從整理身邊事項中表現出來，其中一項就是處理愛馬和愛妓。作品集的編輯方麵，在沒有發病的二月，已經編輯完六十七卷本，分別供奉至三個緣分深厚的寺廟。詩人還把在洛陽閑居期間得到了充分享受的閑適生活——理想生活的喜悅托名“醉吟先生”寫在了自傳之中，“遠行的裝束”基本上準備完了。在這樣一個時期，白居易自己來撰寫墓誌銘可以說是極其自然的事情。《管見抄》的《墓誌》題目下麵的注記寫著“開成四年，中風疾後作”，為了把“遠行的裝束”做得更加完全，生前寫好墓誌銘也是有必要的吧。進一步，將《醉吟先生傳》與其相比合，那麼，它出自白居易之手則沒有任何不可思議，並且可以考慮附有自注。
《墓誌》以“其生也浮雲然，其死也委蛻然。來何因？去何緣？吾性不動，吾形屢遷。已焉已焉！吾安往而不可？又何足厭戀乎其間？”結束文章。“其生也浮雲然”是從《莊子·刻意》中的“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化出來的。另外，“浮雲”是白居易經常使用的詞語，比如開成五年（840）的《老病幽獨偶吟所懷》（卷六八·3461）詩中的“已將心出浮雲外，猶寄形於逆旅中”便是一例。對此，作者附有“《維摩經》雲，是身如浮雲”之自注，但這是《方便品》的“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之引用，“其死也委蛻然”的“委蛻”是依《莊子·知北遊》“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過來的。這句話以蟬蛻皮為喻，說死不過是一個過程。在前麵白居易已經敘述了以佛教和老莊思想為依據，試圖超越大病患，同樣，依從道佛之生死觀，順應造化，泰然的麵對死亡的心境在《墓誌》的末尾作了表述。但是，這種生死觀決不是在《墓誌》撰寫之初才開始的。比如，元和十年（815）四十四歲之所詠《贈杓直》（卷六·0270）中有“早年以身世，直付《逍遙篇》。近歲將心地，回向南宗禪。……委形老少外，忘懷生死間。”但是，人們普遍認為，開成四年罹患風疾之後，也許是因為不能不直麵生死，所以他比以往更加深刻地接受了道佛的生死觀。《墓誌》的自撰，既是做好了坦然赴死心理準備的白居易為埋葬自己所作的文字準備，同時他還通過為自己撰寫墓誌銘，客觀地認識了死，從對死的恐懼中獲得了解放。正如前麵引用過的“老病相仍以詩自解”詩的“以詩自解”所標示的那樣，詩人把衰老與病苦同期而至賦予吟詠。《墓誌》的撰寫在消解憂苦上該是與此有異曲同工之妙吧。
第三節 風疾後的佛教信仰
前一節已經敘述過白居易以佛教和老莊為依托來克服病苦，以達觀的心境麵對死亡。大患第二年的開成五年（840）開始，白居易的佛教傾向加深，明確地以居士自居。不必說，這是以罹患風疾，直麵死亡為起因的。回顧這一年以後白居易的佛教活動，能更進一步理解晚年的病患帶給白居易的精神影響有多大，並可以進一步確認自撰墓誌銘的動機。為此，下麵我們就這個問題展開論述。
患病後的白居易作為佛教信仰者首先著手的大行動是喜舍“奉錢三萬”，繪製西方極樂淨土畫幅，發願功德回向一切眾生。寫在那幀掛軸上的《畫西方幀記》（卷七〇·3605）中有一節為：（官銜略）白居易當衰暮之歲，中風痺之病。乃舍俸錢三萬。命工人杜宗，敬按《阿彌陀》、《無量壽》二經，畫西方世界一部。高九尺，廣丈有二尺。……弟子白居易，焚香稽首，跪於佛前，起悲心，發弘願。願此功德，回施一切眾生。一切眾生中，有如我老者，有如我病者，皆願離苦得樂，斷惡修善，不起南部，便睹西方。（引自《管見抄》）由此可見白居易製作淨土繪的意圖是解救“衰暮之歲”加“風痺之病”，即“老病相仍”者逃離折磨，祈求安樂。此外，我們還不能漏掉這段文字中“願此功德，回向一切眾生”之後，功德回向的對象限定為“如我老者”和“如我病者”這一點。白居易這樣發弘願救濟有同樣苦痛折磨的人，是“悲心”、“弘願”，更是在自己高齡罹患風疾備嚐苦痛之上，對其他被老與病折磨的人的苦痛有了切膚的體會吧。《畫西方幀記》標注的日期為開成五年三月十五日，同樣在這個三月，又繪製了兜率天彌勒內眾的佛畫，記於《畫彌勒上生幀記》（卷七〇·3606）。這篇文字是從“南贍部洲大唐國，東王都香山寺居士，太原人，白樂天，年老病風，因身有苦，遍念一切惡趣眾生，願同我身，離苦得樂”寫起的。彌勒上生掛軸，曾經於六年前的大和八年（834）與僧侶、優婆塞一四〇人一起舍財繪製過（《畫彌勒上生幀讚並序》卷六一·2943），此番是獨自出資完成了繪製，發願隻為衰老又逢風疾之苦。這與《畫西方幀記》的繪製動機完全相同。此外的“若我老病苦者，皆得如本願焉”也是和《畫西方幀記》相通的內容。從如此旨趣相同的佛畫繪製兩幅，並附以弘願這種做法中，我們不難想象白居易深重的老病之苦。
白居易在《畫彌勒上生幀記》中以“香山寺居士”自稱，同樣在開成五年還作了以《在家出家》（卷六八·3463）為題的七律。此詩在金澤文庫本、那波本中前後所排列的是夏秋之交的詩，故可以認為這首詩也是相同時段的作品。這一年的秋天，他把大和六年（八三一）給元稹作墓誌銘所得的潤筆施舍出去，在重新修繕的香山寺造了藏經堂。藏經堂落成的開成五年九月二十五日，白居易作《香山寺新修經藏堂記》（卷七〇·3607），記名為“道場主佛弟子香山居士樂天”。白居易的“香山居士”之號被認為是此時開始使用的。這大概也是他佛教信仰加深的一個表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