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楚謝世的開成二年（837），李商隱創作了哀悼與白居易有姻親關係的楊虞卿的《哭虔州楊侍郎》詩（卷一）。關於和楊虞卿的關係，雖然難究其詳，但根據該詩中“在昔恩知忝，諸生禮秩殊”的追懷詞語，則毫無疑問李商隱應該得到過其人的知遇之恩，並蒙受厚待。楊虞卿不僅僅是白居易夫人楊氏的堂兄，而且還是白居易的至交好友。二人的關係，通過白居易寄給楊虞卿的那封詳細道出自己左遷江州事由等的書簡（《與楊虞卿書》、卷二七·1483）便看得一清二楚。此外，李商隱似乎還同白居易的楊夫人之兄汝士亦有關聯。《送從翁從東川弘農尚書幕》詩（卷一）的末尾四句為“盛幕開高宴，將軍問故僚。為言公玉季，早日棄漁樵”。開成元年（836）十二月，楊汝士官拜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這首詩便是贈給身為楊汝士幕僚即將赴任的同族中年長者的送別詩。末尾四句為李商隱拜托這位“從翁”（叔祖父）的內容，表述了李商隱希冀借“從翁”之口向楊汝士轉達自己期盼早日結束在野生活進而步入仕途的心跡。李商隱估計對方會問及自己的身世處境，故而拜托“從翁”代為美言以求入幕。既然如此，也就可以做出他與楊汝士曾經有過某種接觸的判斷了，但卻難究其詳。再有，張采田的《玉溪生年譜會箋》則詳述了馮浩《玉溪生年譜》的觀點，認為與白居易夫人同族的楊嗣複開成五年（840）被左遷為湖南觀察使之際，李商隱曾應其辟召作“江鄉之遊”。但，圍繞著“江鄉之遊”，卻聚訟難決。不過，如果權且遵從馮、張之說，楊嗣複則似乎亦可被列為與白居易和李商隱雙方均有關聯的人物之一。李商隱與上述楊氏諸人有著如此關聯，也可以看作是他被選為《白公墓碑銘》作者的理由之一。白居易的遺孀楊氏與嗣子白景受一起親自麵托李商隱撰文之舉，在相當於《白公墓碑銘》序言處做了記載。這就更加使人認為上述理由可能性極大。此外，在上章《李商隱的〈白公墓碑銘〉》中筆者曾做過如下論述：即在建造白居易墓碑之際白敏中曾暗中給予了很大的影響，但卻找不到其與李商隱直接交往的根據。
此外，作為與白居易和李商隱雙方均有關聯的人物，還可以舉出蕭澣其人。蕭澣是白居易元和二年（807）成為京兆府試官後遴選出來的頭名鄉貢進士，同時也是李商隱年輕時代的恩人。李商隱之所以將蕭澣被白居易選中一事記載到《白公墓碑銘》中，可以想像應該是事出有因。此外，在《白公墓碑銘》中出現的與白居易“交友最善”者為故李刑部建、庾左丞敬休。在李商隱《請盧尚書撰故處士姑臧李某誌文狀》中載有“表侄新野庾公敬休”的記述，可知他與李商隱乃親戚關係。但，李商隱談到庾敬休僅此一文而已，且並未發現他與庾敬休有過交往。想來二人的關係大約並非十分親密，李商隱沒有能夠由庾敬休處聽到白居易的相關軼事。
還有，盧貞的名字也曾見諸二人詩文。盧貞在其擔任河南尹的會昌五年（845）元旦之際，由於群臣向武宗敬奉尊號之故，曾讓李商隱撰寫過賀表。《樊南文集詳注》卷一的《為河南盧尹賀上尊號表》即為該文。會昌二年（842）李商隱喪母，遂服喪至會昌五年（845）秋。其間於會昌四年（844）退居永樂縣（山西省運城市芮城縣西南），並於翌年春末夏初之際搬遷至洛陽。上述賀表可視為會昌五年正月上旬前後在永樂的代筆之作。是年，白居易已屆七十四歲高齡，並已辭官三年有餘。他與河南尹盧貞乃詩友之交，可參見其春季創作的唱和詩作。是歲春三月二十一日，白居易於履道裏自宅邀請了七名古稀以上高齡的老者，舉辦了聞名遐邇的“尚齒之會”，盧貞也參加了這個亦被稱作“七老會”的聚會。據白居易其時所詠詩作末尾記載，因盧貞年齡未屆七十，故被排除在“七老”之外。陶醉於老耄境地的白居易，更於同年夏舉辦了又加“二老”的“九老會”。此外，白居易於五月編完其畢生文學業績之集大成——文集七十五卷，並於翌年八月迎來了自己的大限之年。
另一方麵，李商隱於會昌五年（845）夏季停止了其退隱永樂的生活並搬遷至洛陽，又於服喪期滿後的十月赴長安官拜秘書省正字，再度踏上仕途。在白居易謝世之前的極短時間內，李商隱也曾居住在洛陽。毫無疑問，李商隱必有諸多關於白居易的見聞。可以這樣認為：如果通過盧貞，二人再次相會亦並非絕無可能。但是二人終於未能再次相見。
第四節 借鑒了白詩的李商隱詩作
自大和三年（829）那次會晤以後，李商隱就再也未能見到白居易。但是，他卻每每得到了與那些和白居易有關聯的人們相互接觸的機會。特別是每當那種機會來臨時，或許使李商隱更加思慕起白居易來。李商隱在寄給白居易嗣子景受的書簡（《與白秀才狀》）中，表達了敬慕白居易詩作的心情，曰為“永懷高唱”；還將在創作方麵蒙受恩惠詠為“嚐托餘輝”。此外，李商隱還在這篇書簡中告知對方自己是白居易的“及門”弟子。可以想像到：雖說李商隱得到白居易教誨的機會極為短暫，但從那些與白居易有關聯的人們那裏聽到了有關白居易吟詩作賦的傳聞，抑或閱讀了白居易的詩卷後，他便接受了白居易“高唱”的影響。那麼，這一切都是怎樣影響並表現在李商隱的詩作中了呢？在此，就在關注其詩作與白居易詩歌近似性的基礎上，探尋一下李商隱受到白居易影響的軌跡。
白居易的詩作原本並非隻影響了李商隱一人。眾所周知，白詩在作者健在時即已明顯地廣為世人所傳頌。與元稹共同掀起的一股新詩風被稱作“元和體”，曾引起過極大反響。針對新體詩的重要元素——豔詩，曾有過一種批判傾向。杜牧在《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誌銘》（《樊川文集》卷九）中引用了墓主李戡的下述生前之言：“嚐痛自元和已來，有元白詩者，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記載了其對“纖豔不逞”之元白詩流行的極為不快的思考。據該墓誌銘載，李戡卒於開成二年（837）。因此，通過他的批判言詞可以看出李商隱青年時代白居易豔詩的流行狀況。甚至已經深深波及到民間的白居易豔詩的影響，當然可以認為同樣影響了李商隱。之所以極易使人產生這種想像，是因為被視做李商隱代表作的《無題詩》等詩作中多詠豔情之故。但是，雖同為歌詠豔情的詩作，卻不難發現兩者之間在表現方法上大相徑庭。白居易詩作的特色是好用簡明淺顯敘事性的表現手法；與之相反，李商隱則喜歡隱晦的表現方式，每每引經據典以至詩作繁文縟節。
先前介紹的謝思煒氏的《白居易與李商隱》，已就兩人的上述差異做了詳述。按其論述，在李商隱年輕時代的豔情詩裏麵有些詩作還“采用與居易情詩類似的直敘或明白易解的傳統象征手法”現舉出《柳枝五首》（卷三）和《燕台詩四首》（同前）兩首詩例。前者歌詠內容如下：
柳枝其一
花房與蜜脾，蜂雄蛺蝶雌。
同時不同類，那複更相思。
如果此詩的含義可以理解為男女之間的相異無論如何都難以得到解決，因此戀而無果的話，那麼前兩句的比喻便不難理解了。謝氏雖然未做闡述，其實在這首詩中，還附有可以視為李商隱戀愛體驗的序言。其傳奇式的寫作手法使人感到與白居易詩作中的《燕子樓》詩序（卷一五·0859）的筆致相近。
如謝氏所言，《柳枝五首》可以認為與白詩有相似性，而《燕台詩四首》則如何焯所論，“四首實絕奇之作，何減昌穀”（《義門讀書記》李義山詩集卷下）；又如紀昀所評，“純用長吉體”（《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下），應該理解為借鑒了李賀的詩風。再有，如劉學鍇、餘恕誠二位在按語中所述：“抒情時不僅完全略去事件、過程，且極力埋沒意緒，跳躍變化，故其晦澀程度，殆超過《錦瑟》。”（《李商隱詩歌集解》，中華書局，1988年12月，頁九九。但2004年11月的增訂重排本內沒有此文。）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四首詩作與白居易的詩境相比，屬於性質殊異的類別。謝氏還論述道：“如《鏡檻》等詩的場景鋪排（被指為“西昆諸公之祖”），實際亦取法於白居易描寫豔遊生活的《代書詩》、《和夢遊春詩》等長篇排律。”但《鏡檻》（卷一）卻是李商隱特有的，采用了諸多典故頗為費解的詩作，所以也難以尋覓與白詩的近似之處。
在淺顯易懂方麵，如果舉出與白居易豔詩作相近似的詩篇，則非下述《日射》（卷三）莫屬。
日射
日射紗窗風撼扉，香羅拭手春事違。
回廊四合掩寂寞，碧鸚鵡對紅薔薇。
這是一首並未采用典故的所謂白描詩。與下述白居易的《春詞》（卷五五·2597）的詠法殊為相類。
春詞
低花樹映小妝樓，春入眉心兩點愁。
斜倚欄杆臂鸚鵡，思量何事不回頭。
這首白詩被認為恰好是與李商隱晤麵的大和三年（829）所作。雖說美人與鸚鵡相伴的場麵應屬屢見不鮮的表現，但兩首詩具有異曲同工之妙，且在吟詠女性沉浸於春景憂愁之中這一點上也完全一致。但是，這種與白詩相似的作品在李商隱來說是極為少見的。即便詩中某些地方受到了白居易豔體的影響，那也是以豔情這一共性為主。應該意識到的是，李商隱畢竟還是在豔詩方麵開拓出了自己獨特的詩歌境地。
下麵我們再來看看《長恨歌》（卷一二·0596）與李商隱詩歌的關聯。我們沒有必要引用熟諳《長恨歌》的歌妓“增價”之逸聞，因為當時此歌已經切切實實廣為流傳為民所愛。李商隱的《馬嵬二首》（卷三）依據《長恨歌》處頗多，明顯接受了白詩的影響。
馬嵬二首其一
冀馬燕犀動地來，自埋紅粉自成灰。
君王若道能傾國，玉輦何由過馬嵬。
其二
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
空聞虎旅鳴宵柝，無複雞人報曉籌。
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
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
《其一》的起句引用了《長恨歌》的“漁陽鞞鼓動地來”，轉句的“傾國”大約出自“漢皇重色思傾國”。《其二》的首句可以使人聯想到《長恨歌》中臨邛道士尋訪亡故了的楊貴妃走遍天涯海角後“忽聞海上有仙山”一句。首聯表現了與楊貴妃淒淒別離後玄宗悲切的心緒。就這一首聯，清代查慎行做出了“一起括盡長恨”（《初白庵詩評》卷下《瀛奎律髓》）的評價。此外，第五句源於《長恨歌》的“六軍不發無奈何”；第六句源自“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
可與《長恨歌》媲美的《琵琶引（行）》（卷一二·0603）同樣也是一首膾炙人口的佳作。而李商隱則創作了一首以彈箏歌妓為題材的《和鄭愚贈汝陽王孫家箏妓二十韻》詩（卷三）。從第一七句“秦人昔富家”至第二二句“君王對西子”的中間一段則吟詠了一個生於長安，因夫君兄弟不和故而流落街頭淪為彈箏歌妓的女子的身世。該彈箏歌妓的境遇與《琵琶引》中那個原本是生長於京城蛤蟆陵的紅角，後來淪為商人妻子的妓女的身世相似。劉學鍇、餘恕誠二氏曾經指出其詩作的如下相似之處：“此段約略相當於白居易《琵琶引》中‘沉吟放撥插弦中’以下一大段”。並就其相異處論曰：“一（筆者注：白居易）則敘事明白曉暢，一（李商隱）則多用比喻暗示，跳躍斷續，顯然澀滑二境”（《李商隱詩歌集解》頁一七九二，增訂重排本頁一九九四）。又“箏妓與鄭愚，即相當於琵琶女與白傅也”（同前）之極富啟發意義的見解，在理解李商隱曾接受了該名作莫大影響這一點上也具有重要意義。
生於混亂不堪的晚唐時代的李商隱，留下了許多諷刺政治和社會的詩作。在唐代後期的詩歌流派中，他被視為是一位繼承了杜甫、白居易社會詩衣缽的詩人。但是，如果觀察其創作手法，便會發現如其豔體詩一樣，滿篇典故，象征頻出，表現也晦澀難懂。與白居易受到杜甫《石壕吏》等作品的影響，以“其辭質而俚，欲見者之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者之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來者之傳信也”（《新樂府序》卷三·0124。今據神田本）為宗旨創作《新樂府》是大相徑庭的。在諷諭精神這一點上，李商隱是白居易的繼承者，但在作品表麵上卻並未顯露出受到過影響的痕跡。
但是，《行次西郊作一百韻》（卷一）以敘事體吟而詠之，可謂與追求了表現上的“質、直”、內容上的“核、實”之白居易《新樂府》的意圖不謀而合。關於這一點，紀昀的“亦是長慶體”（《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下）的觀點雖然值得注目，但何焯認為該詩乃是可與杜甫《北征》比肩媲美之“詩史”的評價大約更為精當。自馮浩起，近年的注釋家大都認為這“一百韻”之鴻篇巨製是摹學了《北征》的作品，卻無人談及其與白詩的相似性。
白居易在被左遷為江州司馬的元和十年（815）冬季，將之前吟詠的詩作分為四類並編成十五卷。當時曾表示其在重視《諷諭詩》的同時也重視《閑適詩》一類的作品。《諷諭詩》主要是他就任翰林學士、左拾遺之際，在意識到其職位的狀態下創作出來的作品群；而在其後漫長的為官生活中則一直創作著閑適詩歌（“閑適詩”的分類名以編於長慶四年（824）的《白氏長慶集》宣告終結）。說閑適詩是白居易的代表詩作也並不為過。李商隱既然接受了白詩的影響，他就應該寫有吟誦了閑適境界的詩作。可是，其詩作中耀人眼目者大都是運用了典故和象征表現手法的詩篇，人們往往容易忽略那些敘述直率易懂，充滿平靜恬淡情趣的閑適詩歌的存在。比如，謝思煒氏在《白居易與李商隱》一文中論述道：“商隱詩基本上沒有與居易‘閑適’詩相當的怡養自樂內容”（《白居易集綜論》頁四三八）。雖然使用了“基本上”這一含蓄的說法，但也還是否定了李商隱閑適詩的存在。但是，在李商隱的詩集中，如下麵引用的《所居》（卷一）詩，則是一篇同樣具有田園詩歌情趣的詩作。
所居
窗下尋書細，溪邊坐石平。
水風醒酒病，霜日曝衣輕。
雞黍隨人設，蒲魚得地生。
前賢無不謂，容易即遺名。
倚窗讀書；坐在山穀間的岩石上任憑掠過水麵的清風吹醒朦朧的醉意；金秋的日光曬幹了自己的衣衫；接受了近鄰的宴請；當地的物產亦算豐盈。如此這般至頸聯為止的詩句所描述的皆為山水環繞的田園日常生活場景。第七句“前賢無不謂”大約說的是先賢無一不認為這樣的生活容易使人忘掉囿於名利地位的俗念。李商隱也曾經洞察出脫離了世俗價值觀後田園質樸生活所具有的意義。
事實是，李商隱在其一生當中也曾有過成為田園之人的一段經曆。如前文所述，他曾於會昌二年（842）至會昌五年（845）為母服喪，其間於會昌四年（844）春退居永樂縣。獻給上一年過世的嶽父王茂元的《重祭外舅贈司徒公文》（《樊南文集詳注》卷六）被視為是歲所撰。其中記載著他在田園間閱讀古典，度過樸素農耕生活的往事。文中曰：“愚方遁跡丘園，遊心墳素。前耕後餉，並食易衣。”如前述，翌年即會昌五年（845）夏季將至之時，李商隱遷至洛陽。因此，其退居永樂的時間大約正好一年。如果遵從劉學鍇、餘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中的編年，其間的作品大約有三十首左右，前麵引用的《所居》詩也是其中之一。李商隱的農耕生活是否為真正的農耕生活，對此雖然抱有疑問，但除了《重祭外舅贈司徒公文》以外，在《大鹵平後移家到永樂縣居書懷十韻寄劉韋二前輩二公嚐於此縣寄居》詩（卷一）中也寫有“自悲秋獲少，誰懼夏畦難”的字樣，如是表述了作者對耕作和收獲的牽掛。此外，以《四年冬以退居蒲之永樂渴然有農夫望歲之誌遂作憶雪又作殘雪詩各一百言以寄情於遊舊》為題的詩（卷一），也表明了他擁有一顆祈盼豐收的“農夫”之魂。